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６日电（记者裴闯　季明）在中国，要当好一名官员，“难度系数”正越来越大。

    不但单凭喝茶、看报来打发时日的“庸吏”和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贪官”们日子越来越“难过”，就算是一些兢兢业业真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党纪国法对各级官员全方位的约束日益严格，随着对干部的选拔、管理措施的完善和加强，随着政治透明度的加大，很多官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２００３年，中国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等上百位中央与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开创中国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的先河。在职责内惹出了麻烦，但可以“豁免”的情况，如今更是成了旧皇历。

    今年５、６月份，山西省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黑砖窑”事件，９５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为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以及个别党员干部参与“黑砖窑”承包管理等严重问题，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还代表省政府作了深刻检查。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执政能力”概念，指出要着重提高政府和官员五个方面的能力。如今，包括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等已成为衡量各级官员“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一些政府机关，官员们被要求具备决策力、发展力、执行力、服务力、应变力、创新力等现代综合能力，仅仅“人好”，已不能当一名好官。

    裁汰庸吏、提高行政效能已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以监察部在浦东新区进行的改革试点为例，行政效能投诉、行政首长问责、行政效能评估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四项制度已经启动；去年浦东新区对１３起行政过错案件启动问责程序，相关责任人和行政负责人受到责任追究。

    重庆市是中国最早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的省级行政区，自２００４年以来，重庆市先后启动５０次，９８名官员受到问责。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说，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就是要从机制上着力解决政府机关决策失误、治政失当、权力失控、政令失畅和行为失范问题。

    最近，辽宁省沈阳市还出台了一个专门约束“一把手”的新条例——《沈阳市机关首长问责办法（草案）》。沈阳市政府法制办已经面向社会公布该草案，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行政领导违反这一办法３４条条款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被追究责任。

    中共十六大以来，反腐败力度也一直在加大。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四年中，共有４８万多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使许多官员都受到震慑。有统计表明，５年来，违纪违法案件总量呈现下降态势。

    随着反腐败行动的推进，中国官员的私德问题不再讳莫如深。根据今年发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国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传统道德规范，例如包养情妇、拒绝赡养父母、虐待家庭成员等将受到惩处。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陆续颁布或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及各项配套措施的相继出台，如同在官员的头上加了一道“紧箍咒”。对越来越多的各级官员来说，当官难，当上官以后要走好从政路，更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走正。

    最近，民意调查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中已得到广泛运用。这意味着中国选拔干部日益民主化，而干部的所作所为更加受到老百姓的监督。江苏盐城市委组织部长章大礼说：“一位县委书记即便上级组织部门考察通过，而民意调查不过关，他也不会得到提拔重用。如果民意测评很差，他还将面临降职使用的惩罚。”

    上海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徐锦林对此深有感触：“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正在成为普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考核指标越来越精细，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民生指标、环保指标等纷纷纳入官员评价体系。同时，各种对官员的监督体制越来越健全。所以，在中国当官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这对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对权力的敬畏和承担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能够促使官员们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复旦大学行政学专家浦兴祖教授说，“可以说，长期依法治国的实践，正在慢慢培养中国官员对权力的正确认识，也促使大批真正想为民众服务的人走上干部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