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30周年祭：外交艺术

　　他是中国外交之魂

　　《世界新闻报》记者 殷立青 葛怀宇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本报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坚如磐石

　　严厉批评基辛格 中法建交破常规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柔如春风

　　三次披上缅甸服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日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杨桂荣(外交部前西欧司司长)：

　　总理在平等待人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不仅对法国这样的大国，对一些小国也是非常尊重。我记得1973年7月刚果(布)总统恩古瓦比来中国访问时，我担任部分翻译工作。总理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同恩古瓦比进行了5次会谈，亲自陪他到外地访问，在飞机上、汽车里、饭桌上反复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强调中国重视非洲，珍视中非友谊与合作。

　　稳如泰山

　　巧对美记者提问 为礼宾定新规矩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的回答，既客观又现实，令当时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请问总理阁下，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这礼物也的确很有意义，就收下了。”这位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还曾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把脚下走的路叫马路？”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马路。”这个美国记者接着问道：“我们美国人走的路都是仰着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回答说：“有什么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总是爱仰起头来，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头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我就讲讲总理在外交上的礼仪吧。有一次，我们到机场送外宾登机，总理站在飞机下面跟外宾挥手告别。正在这时，风雨大作，总理坚持不走，迎着风雨站着，直到飞机滑向跑道才离开。

　　总理一贯重视礼宾工作，他认为交际礼仪的基本要求就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比如说，周总理每一次和外宾握手都是目光炯炯，注视着对方。我曾听说周总理和一个外宾握过手后，过了几年再次见面握手，总理还知道他是谁。

　　最值得一提的是总理倡导进行“礼宾革命”。当时，我们的礼宾规格一些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还有一些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总理认为，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得创造出自己的礼宾。在他的提议下，一些繁文缛节被取消了。比如过去欢迎国宾都是在长安街悬挂标语、彩旗，在大北窑、木樨地竖起来访领导人的画像，有时还要在机场举行几千人的欢迎仪式，这些现在都没有了。

　　同时，总理亲自规定了一些宴会的标准，并改革了国庆贺电的处理办法等，这就把中国的礼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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