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宁　知名社会学者

　　就像洒脱不羁的郎咸平宣称自己要做“经济学界的谢霆锋”一样，余秋雨先生也可谓是当今国内文化圈的“超级明星”，但其实圈里人都知道，余秋雨身后的“明星”才是真明星，那就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女士。

　　但自从“下嫁”了余秋雨，马兰便基本从观众的视线里消失了。但最近，余先生在其博客上的一纸“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原来，“马兰夜奔”这场戏的背后竟有“难言之隐”——安徽黄梅戏剧团领导在玩“扣档案、发工资、耍异己”的“人事斗争大法”。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博客流量暴涨24万，媒体也立刻跟进报道。是啊，人人都以为“兰室雨轩”琴瑟和谐，声名远播，乃为国内第一的“才子佳人”完美组合，却没想到这名人身后的“闹心事”一点也不比小百姓少。试想，大名人连“档案”都转不出，并为此多年难找归属，岂不让普通受尽人事刁难的“单位公民”们心里“平衡”了点！

　　然而，撇开马兰和黄梅剧团由来已久的“纠葛”真相不谈，我们在心理“平衡”之外是否也会有一种苍凉呢？“档案”是否那么重要就不必说了，因为没有市场经济，那一卷纸的价值便无异于你的“户口” ，但如今，没了档案的“马兰们”照样可以活得滋润。但是，类似如此的“马兰出走”现象暴露出的“地区人才外流”问题却值得全社会深思。

　　众所周知，安徽是人口大省，更是文化大省，不仅有黄梅戏这样国人喜爱的剧种，而且其地域文化造就的“徽商”也以“贾儒相融”的鲜明特色而区别于同样著名的晋商。可以说，用“人才济济”、“文风鼎盛”来形容安徽是毫不为过的。举例而言，笔者在人大读研时，研究生群体中安徽人比例也可谓最高。但奇怪的是，这些安徽人才几乎都留在了北京、上海等地，而没有回到安徽。与此相对应的是，《安徽商报》近期报道，合肥“126类岗位紧缺人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和具有高级职称以上任职资格者十分紧缺”。

　　“出来的”不回去，“回去的”再出来，是安徽学子对待“老家”的普遍现状。更让人忧虑的是，即便安徽省内高校，人才也外流严重。一份安徽自己的统计资料显示，“我省对高校毕业生吸纳能力太弱的尴尬：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北京等省市，仍是接纳我省毕业生的大户。我省大量优秀人才流失严重，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流出率竟分别达到了78.73%和79.30%”。

　　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安徽穷，留不住人才；有人说这是因为安徽既非沿海，又非京都，所以跟不上潮流；但是，作为一个推崇文化、盛产“文化人”的大省，有人却把柏杨的“酱缸文化论”提出来，认为酱缸文化造就的人才内耗才是安徽人才市场面临的核心问题。当然，柏杨“酱缸文化”并不单存在于安徽，只不过安徽很有代表性罢了。

　　近年来有一句流行词，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有了文化，经济便能发展，但“马兰事件”背后的“安徽现象”却告诉我们，有文化自然好，但要把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却需要构建能吸引人才的文化。

　　事实上，人才外流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安徽。在全国其他省份，人才流失的现象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便是近期被频繁曝光的北大清华，其毕业生也“出国成风”！

　　因此，当我们为“马兰”哀叹、为安徽锁眉的时候，国人岂不也该认真反省我们的文化基因、人才环境么？为什么？盖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戏如何，首先需要的是“人才先行”啊。不是么？马兰追随余先生去了，黄梅戏少了一根台柱；“小香玉”到了山西发展，河南豫剧舞台上便再没了常香玉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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