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

啤酒厂里，车主忙着往货车上装金小麦啤酒。

    核心提示

    素有“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顿。

    因改制而广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今日南街村，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有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持守了哪些准则？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有哪些融合与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3月21日～24日，本报记者走进南街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地采访。

    股权之变的前缘后果

    3月21日上午，记者赶到南街村。

    “‘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改制”的消息，此时正藉由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而沸沸扬扬。

    “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中国红色亿元村'神话终结了”……这些词汇，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依然极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权之变其实发生在3年前。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的详细历史资料显示，2004年11月1日，南街村集团在集团公司三楼会议室一口气开了第25次和第26次两次股东会。经15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2.01亿元提升至5.3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贾忠仁等6人各拥有6%，邓富山、张平等5人每人3%。

    采访中，南街村人说，这一变革完成之后，大家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班长”王宏斌等“股东”还是领受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250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

    因为媒体调查，这桩3年前的股权之变在今年春节前后浮出水面，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演绎出不同版本。

    内情到底如何，镜头还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团高层的说明，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进入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南街村集团现任总经理窦彦森说：“我当时接任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上任的时间是2004年11月5日，恰是第25次和第26次股东会召开之后的第4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议论南街村撑不过五一，后来说撑不过十一，再后来说撑不过阳历年，之后又说2005年肯定不中了。”窦彦森回忆说。

    之后的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

    “与其等死，不如一搏！”窦彦森回忆了当时的心态。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点下，南街村希望通过上市融资杀出困境。南街村人说，彼时名义上“分割”股权，正是为上市融资而做的基础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张保盈告诉记者，按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有5个发起人。南街村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想采用“不引进股东，把集体财产记在个人名下”的办法谋求上市。

    但是因为经济正处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黄”了。2005年5月下旬到2006年6月上旬，国家又封闭了新股上市的闸门，上市的事儿就此不提了。

    “我也签字了，但当时我根本都没明白是咋回事，只是想着村里让签字，肯定是为集体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员向记者坦言。

    “当时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王宏斌说。他说，这也是南街村“外圆内方”策略的体现，当时就考虑“任何事儿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个“过程”怎么“外圆”都可以，只要“结果”是归集体的，老百姓就不会有啥意见。

    对外界的质疑，王宏斌说：“这说明南街村，尤其是我，当时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这些股权，过去归集体，现在归集体，将来还是归集体。”

    他还征求记者意见：“要不我们针对2004年的股东名单补签一个'集体占股、集体出资、集体分红'的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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