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曾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系主任，现为欧洲汉学学会理事，《明清研究》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明清史的研究，著作包括《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参与编写《中国通史》。

    本月初在京圆满落幕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汇聚了70多位海外著名汉学家和百余位国内顶尖学者，他们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会议间歇，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接受了本报专访。

　　转型期的中国，堪比文艺复兴

    新京报：你为何会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毕生研究方向？

    史华罗：上世纪50年代，没多少人喜欢汉学，可是我却从小对汉学情有独钟。远东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喜欢这种文化。但是我父母不让我学习汉学，认为没有前途，他们觉得只有学习法律才好。于是我妥协了，在罗马大学法律系学习，但是我在学习法律专业的同时还在学习中文，这个爱好越来越强烈。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中国，后来我就干脆选择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研究汉学，一直到今天。

    新京报：汉学包容广大，那你为什么对明清文学情有独钟呢？

    史华罗：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尚未被西方影响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成熟期。这个时期正好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前，是非常丰富、甚至很现代的时期，比如当时的苏州，相当现代化，经济高度发展，当然我不能说比现在的上海更现代，但当时江南的政治力量很弱，没法控制人的意识形态，民间有着很多的商业自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选择明清文学是个错误，因为和其他时代比如汉代相比，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实在太多了，真是看也看不完。

    新京报：如果没有后来的中西方碰撞，或许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化和启蒙的开始。

    史华罗：当然历史没法假设。到了清代，传统儒家又开始全面控制社会，明末清初产生的自由萌芽又被扼杀了。当然在明末，个人主义更加强盛，在那个时候，伦理这个东西更多是内心存在，而非外界强加的，这是很有趣的时期。还有很多东西，比如情感价值的表达，都很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应该重新发现这个阶段。

    新京报：从人性开放、启蒙和现代性等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是否可以和你的国家意大利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做比较？

    史华罗：有可比性，我曾经写过文章，专门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明末的苏州。当然，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和情感表达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即使这样，我觉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可以和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相比。

    中国需要重新发掘历史遗产

    新京报：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起步，但随后这个过程被清末闭关锁国和后来的战争中止了，你觉得这个时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史华罗：从某些角度说，过去的记忆没法抹去。但是，这种记忆基本上还是少数人的特权，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丢失了这段记忆。我没法说这种影响有多大，但我知道，只要人们能够反省过去的教训和成就，就同样可以重新挖掘历史，重拾可贵的东西。过去的记忆是一种遗产，只影响那些想知道它的人。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计划，就是去重新挖掘明清的丰富性，向中国人展示，你们有一个巨大的财富遗产，在几个世纪前曾经有着一个相当活跃、自由的社会形态。

    新京报：反过来，你的意思是，现代中国人丢失了很多东西，所以现在需要重新发现？

    史华罗：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丢失了，比如“文革”就抹去了很多过去的记忆，重新勾画了一个现实，但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过去的方式并非是保守的，重拾过去的记忆有时候也是一种进步。如果要重新学习，过去会是很好的样板。（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