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

  　　长期以来，受新右派意识形态所统御的公众生活，终因一九九七年的大选，而划下句点。不单只在英国，全世界新自由保守主义的学术信誉与群众魅力，皆因为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失败，而渐渐式微。

  　　在此同时，中间偏左派依然经历了一段再创新的过程。其间对社会正义和社区理念之坚定承诺以及坚信缺乏控制的自由市场将无法维持社会公益的屹立不摇。但现在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开启了新的辩论和视野。值此新旧世纪之交，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秉持一贯的历史传统，试图引发对左派未来的思辩。   我一直深信政治之中最首要的就是理念（ ideas ）。政府若是对目标与价值没有强大而坚定的承诺，不管其议会席次多寡，都会失去方向而无法有效运作。

  　　此外，理念要想广受民从接受与了解，需要特殊的标签。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中间偏左派人士所千锤百炼而得的新政治，在认为以「第三条路」（ The ThirdWay ）名之，是最恰当不过的。

  　　「第三条路」代表着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对社会正义的承诺与中间偏左路线的热情洋溢目标，但达成目标的手段却是灵活，创新且具有前瞻性。一百多年来，中间偏左路线建基於包括民主、自由、正义、相互的义务以及国际主义等导引进步政治的价值。但绝对有别於老左派及新右派之外的「第三路线」，既不同於老左派所坚持的国家控制、高税赋及生产者利益（ ProducerInterests) ，也有别於新右派将公共投资，有时还包括社会与集体奉献的概念（ collectiveEndeavour ）视为去之而後快的祸害。   过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权利  与责任、奖励企业与去除贫穷和歧视，常被错认是敌对的命题。而我对廿一世纪的愿景便是开创一个兼容以上命题的大众政治（ PopularPolitics ）。左派应可以对他们在廿世纪的成就感到自豪。尤其是普遍选举权、公平的分担税赋与共享经济成长、工作环境及社会福利的大幅改进以及健康医疗及教育的长足进步。但是，要建立我们心目中开放、平等及繁荣富庶的理想社会，乃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条路并不企图去划分左派及右派。它所关心的是变动世界中的传统价值。第三条路撷取了中间偏左派思潮中两大重要的分流——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加以融合。事实上，这两种思想在本世纪的分流对立，确实普遍延缓了西方众多政治家积极改革的脚步。自由主义者主张尊重市场经济中个体的自由。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主张以国家为主要机关来提升社会正义，然而，正如我们目前所采行的，上述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冲突，我们是以政府力量做为完成目标的工具，它不是唯一的工具，更不会成为目的。

  　　另一方面，「第三条路」也在「左翼」中标示出第三条路。左翼阵营中的歧见与争论为两种不同立场论述所主导。基本教义左派把政策手段强化成意识形态，将国有化、国家控制当作目的，基进主义（ Radica ｌ ism  ^ 则专注公有制与公共支出的多寡。相对地，另一派是温和左派，他们要不是接受左派的基本路线，要求减缓改革的速度，就是忽略了理念的世界。而修正主义者周而复始地试着要去改变左派的主张却成效不佳。第三条路是深入左派的核心价值，并对社会民主重新认真思考後，所发展出的全新路线。

  　　十年前的西方民主社会中是右派独大。在美国、欧陆，甚至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右派人士大权在握而且坚不可摧。而今已然逆转。目前欧盟各国中，绝大部分的国家都由中间偏左派人士执政。而我们虽然仍在学习，尤其是公共领域内，有关效率与政策取舍的教训，但我们对右派无力处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犯罪率日益升高、现代教育失败、生产效率低落及经济成长迟缓等问题的立论依然站得住脚。

  　　不过，左派人士是不会再回头走孤立主义、国有化、官僚政治、以高税赋支应庞大公共支出（ TaxAndSpend ）这些老路子了。我们正在开创新局。综观欧洲举凡福利国家改革，改善社福边缘（ SocialExclusion ），面对新夥伴关系中的商业事宜以及为长期稳定与投资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等，都是由社会民主政府打头阵。

  　　我希望藉着这本小册子，向广大民众解释所谓的「第三条路」，其内容并非试图描绘完整的愿景；所有成功且冲劲十足的政治计划都需按步就班，而我们目前所做只是在初期的阶段。重要的是把对「第三条路」的辩论由意义界定，推展到内涵以及其未来发展。对我来说，这样的辩论应该从积极改革的中间论左派的核心价值来开始谈起。一、价值   我的政治理念根植於一个信念：就是唯有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这样的社会是由坚实稳固的家庭结构和民间机构所组成，其背後则由智慧廉能的政府支撑。大多数的个人要成功，他所属的社会一定要强大。社会疲弱不振的时候，权力与报酬只会落入少数人的手中。

  　　价值并不是绝对的，甚至最好的价值之间亦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倡导与调和正义社会必备的四种基本价值：平等、机会、责任及社区，让所有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并发挥最大的潜力。

  　　平等：社会正义必须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不论其背景、能力、信仰或种族为何皆然。政府必须果决地终止一切歧视与偏见，激发人民的才能与努力，在每个领域开花结果。人民已逐渐认知歧视问题的严重性，责难与批评种族歧视现在也已获得普遍的支持，多元文化与多元民族的社会也渐渐得到认同。此外，随着某些团体例如：老人和残障人士团体，开始争取他们的权利与尊严，他人对其处境的了解也随之增加。即便争取民权的战役已经历两个世纪，积极的左派依然与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每个人的能力都能获得认同之前，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机会：在工党的新党章中，我们承诺要竭尽所能去追求一个财富、权力与机会尽可能普及的社会。在新政治中，我希望能以机会为其关键价值。其重要性一直为人所忽略或曲解。对右派来说，国家赋与个人的自由就是机会。然而，对多数人来说，机会并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而政府的举措必然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相对地，过去应该负责为个人争取更多的机会以提升自我与家庭的左派人士，除了轻忽的责任之外，更糟的是，还假抽象平等之名扼杀机会。不平等一代传过一代，积极左派必须认真排除所有的阻碍；以达到真正的机会平等。但是，倡导机会平等，并不表示社会福利的提供与公共服务必须制度式地要求统一。现代左派并不会以狭隘的观点来看待机会，就如同艺术与富有创意的产业也应该是我们平民文化（ common culture ）的一部分。

  　　责任：近几十年来，义务与责任都保留给右派人士，现在情形已经改观：长期以来，两者都是促进英国和其他国家劳工运动成长的力量，而会变成之前那样实在是个错误。长久以来，向国家索求权利不但和公民义务截然对立，也和共同责任中个人和机构应负责的部分划清界线。失业劳工可以得到失业津贴补助，却没有强大的约束力强制他们尽到对等的义务；父母生了小孩却不扶养照顾。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一长串，譬如，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日益迫切，父母让子女受教育的责任亦同。要享受甚麽权利就要尽甚麽义务；权利与机会若排除了责任，只会驱动自私与贪婪。

  　　社区：人性是相互合作却又相互竞争，是无私忘我也是利己本位的，社会也因此才能够运作。我们需要集体福利才能自我独立，我们的生活是富足或穷困往往也决定我们所属社区的贫富。不论政府扮演的是国家共同体 (1) 管理者或供给者的角色，在采取任何「全国一致」的举动前，都必须谨慎决策，以免阻碍地方性社区与自发性团体的正面努力与贡献。基本教义左派人士在廿世纪最大的错误，就是误信政府可以取代公民社会带给人民自由。新右派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因「自由」之故，倡议完全停止国家的核心活动。事实上为了多数人的自由，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对进步政治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国家成为一种可运用的力量，以保护有效率的社区及民间自发性团体，并且鼓励其不断成长便能满足人民的各种新需求，甚至与政府建立起合作夥伴的关系。

  　　这些就是第三条路的各种价值。没有了它们，我们就没有了目标。但要让这些价值拥有实际的效力，就必须采取大量实用主义的作法，就像我所不断重复的，重要的是何种作法才能落实我们的价值。有些时事评论者对我们在坚持即定价值与目标的同时，却在实践的过程中采行实用主义的手段而困惑。甚至有人说这样是没有原则的。但我相信第三条路是先有根本的价值才有政策的产生，而不是先有了某些政策才去找出内涵与价值。政策正确，市场的运作机制才能符合社会目标，企业热忱方能促进社会正义，新科技代表的才是更多的机会而非威胁。

  　　我们的价值点出了敌人：犬儒主义（ Cynicism ）与宿命论（ Fatalism ）、偏见以及社福边缘，全都是天赋与抱负、梦想与成就的敌人。犬儒主义者宣称政治与公共服务并不能改善我们的品质生活。宿命论者认为全球化的市场已经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经济主导权。偏见否定了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进而使人变得势利甚至对他人产生无理的仇视与畏惧。另外，社会若是存在边缘，将使机会遭到限制或否定的程度，提高到任何公平而开放的社会都无法接受。

  　　至於要制定甚麽样的政策才符合我们的主张呢？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断的修正主义（ PermanentRevisionism ）。我们必须精确地掌握先进工业化社会中的各种改变，作为基础，不断地找寻更好的方法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二、变动世界中的第三条窟

　　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都由两大主要的政治主张主导，其一为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另一个则是被烙上高度中央集权印记的社民主主义。根据不同的文化、历史与政治选择，这两个主张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运用在不同的地方。不过，现在主流的思潮已经很明确了。英国拥有完整实行这两种主张的经验，这就是为甚麽「第三条路」一词与英国有特别的关系，而我就要以二次大战後英国的经验为基础开始谈起。

  　　一九四五年成立的工党政府，是战时条件及战前不景气和贫穷的产物，在获得压倒性胜利与人民的支持後，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行企业国有化，控管需求，主导经济活动并且扩大健康医疗与公众服务。这些政策使国家经济能够稳定且高速成长，并获成长的利益得以更公平的分配。这些政策与拥有稳定的工作、大型公司、低失业率、相对较为封闭的国家经济，并由植基於稳定家庭的强大社区所组成的社会相得益彰。一九五○年代的保守党政府仅在国有化的部分进行微幅调整，并无意改变艾德礼 (2) 的既定政策。

  　　然而时至一九七○年代，战後的社会民主模式越来越不适用。虽然，全国免费医疗（ NHS  ^ 及许多福利国家的各种政策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拥有可观的成就，其一次成本支出（ atonceCost ）有效且明显地提升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品质，但在工业与科技日新月异，竞争日益加剧与外来冲击不断的世界中，需求面控管、高度国有制及计划经济等政策，已越来越没办法压低失业率并维持经济成长。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无力灵活应变，在公众服务方面无效率且品质低落，尤其是那些近乎独占的公共事业，譬如教育、电信等。

  　　六○年代是个人自由的时代，但个人主义并不只主宰了「个人」这个范围：还迅速蔓延到政治经济的领域。到了八○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以余契尔政府的形式获得确立。回顾其改革，有些是追求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改革国有企业部门依循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然而该党对其他公众部门之深恶痛绝亦如影随形，就连部会首长在宣扬提高国家竞争力及个人的自我成长之时亦然，以致损及主要的全国性服务，尤其是教育及医疗。与此同时，为了如何妥适因应这些趋势，左派内部出现深沈而痛苦的分裂，并於工党试图在新世界调和其核心价值与旧政策之际，引爆十年之内斗。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再次改变）——不是回到国有制的社会民主模式，而是体现到新自由主义右派的教条主义已经严重威胁国家团结。太多人面对失败的痛苦，太多公司经营不善，太多公共事业因疏忽而不能发挥作用。社福边缘、失业人囗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已危及太多的社区。而随着这些事证的增加，右派对其未能及时应变的失策越来越迟钝）——事实上，他们不愿介入诸如：教育及社区边缘等主要领域，是怕遭到来自右派意识形态者的质疑。正如经济与社会变迁是让右派获得权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阻止右派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完全面对这些变迁的意涵，就是「第三条路」的挑战。

  　　甚麽才是「改变」的主要特色呢？以下数端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个面向：

  　　·全球市场及全球文化不断成长。西方经济体系中，不仅跨国界的资金往来较从前更迅速，连跨国竞争的规模也超乎我们的想像。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由跨越全球不断延伸的网路而非单一组织所产生。亚洲与苏联的经济危机虽然严重，但北美与欧洲较为稳定的经济体，却也不太可能回头实施孤立政策。

  　　·科技进步及技能与资讯的提升成为新工企业和就业的关键性推动力量。我们必须扬弃旧的就业模式，并以投入大量的预算，因应更多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而不是只培养少数精英。

  　　·妇女角色的转化。我们将挑战存在达数世纪之久的社会组织形态，并在平等与机会之旗帜下提供占人囗半数的女性同胞机会，使她们自由地选择展现全部的潜能。至於如何调和改变及机会，以强化家庭及地方社区，是现在公共政策的一大挑战。我们必须以「人人享有权利，人人尽义务」的永久价值为基础，塑造现代化的工作与扶养儿童成人的机构。

  　　·政治本质的剧烈变迁。随着欧盟的成长，民众对那些远在天边、没有效率、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与人员全然失去了信赖。为了回应变迁，政府必须处理两股压力，一股来自地方，要求更多自治权力。另一股来自全球化後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仰赖国际合作才能处理的世界。

  　　政府在本世纪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决定利率高低，可以开出各种福利支票，广建房舍，甚至发动战争以及登陆月球。现在，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巧：与民间及自发性团体合作成为工作夥伴；分担责任及授与权力，行事要灵活，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回应要求更多的社会大众；以及为了处理共同问题而进行国际合作，不仅限於叁与或避免战争。相对於过去冷战时期的明确威胁，已为组织犯罪、恐怖主义，贩毒与国际性的环境破坏等较不明确的威胁所取代，这一切都需要形式更灵活的国际性合作。

  　　回应这些变化与挑战，「第三条路」提供了甚麽样的出路呢？不是一连串万无一失的政策规范，更不是发明一套理论推翻现行政策中已经成功的部分。它所关心的是如何达成下列四项广泛的政策目标：

  １．以知识为基础在个体的自主与机会之上建立动态经济，控制市场力量以符合公众利益，而政府的角色在於协助而非指挥。

  ２．强大的公民社会，重视权利也注重责任。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是强势社区的夥伴。

  ３．在民主化程度依然合乎现今要求的时代里，现代化政府是以夥伴关系与去中心化为基础。

  ４．植基於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

  　　在新工党执政的第一年，我们便已经开始实行「第三条路」。政府减少课税帮助企业，并引进最低工资协助低收入户，让英格兰银行财务独立，以及实施前所未有的大型计划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在学校中进行新的改革与投资，让年轻人学得所需的技能，并大力降低青少年犯罪，促成一个安全的社会。改造中央政府，赋予其更大的决策能力，并进行权力下放使之与人民更加亲近。将额外资源大量投入诸如医疗与教育等主要部门，并对政府所有支出与开销严格把关，对公众部门进行投资与改革。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欧盟主要的叁与者，并反对不必要的权力集中。

　　三、现代动态经济观

  　　上一个世纪的工业秩序建立在原料、重工业、毋需技能的操作工人、经济力大幅集中，以及劳资对立之上。一般人一直认为这种秩序支配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不然，即使在煤、铁业及造船业的全盛时期，服务业及中小企业都在英国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过去的左派政治所反应的是旧的工业状况——原料、大工厂及一群又一群工会化的男性劳工——正如旧的右派政治直至六Ｏ年代还在坚持强硬的贵族和父权主义路线。

  　　新的经济就像新的政治，与过去截然不同，服务、知识、技能及小企业不是这个体系的基石。其中大部分的产出无法量化，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与创新。未来经济的成功取决於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以及付诸商业应用。

  　　新工党与企业的夥伴关系是国家繁荣的关键所在。企业必需有自信、成功且能获利，才能创造财富、维持并创造工作机会以及支持永续的经济成长。政府不应质疑公司基於商业考量作成的雇佣决定，但在雇主无异议的情况下，建立公平的工作标准却有其必要，对企业来说，眼前的挑战已不能再着眼於裁员与精简规模，而是放眼研发革新，才能在充满竞争的未来，掌握决胜的关键。

  　　总体经济政策上，中等规模的国家已无法自外於大环境而孤立独行；他们必需对国际经济情势与其主导力量时时保持敏锐的观察与高度的关切。新工党路线已经尽可能为总体经济政策的订定引入更明确的规则，除强调审慎外，并让政府本身的预算政策更加稳定与透明。这些原则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体适用。

  　　所以，我们会让英格兰银行自行决定利率；所以，我们用两项明确的公共财政规则 (3) 掌控财政；为甚麽我们会以三年期的综合支出检讨报告，取代传统的一年期年度支出报告，为甚麽我们的公共财政评估，会对经济成长与通货膨胀作出保守的估计：为甚麽我们要改善公共帐目，以点出投资对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上述这些政策的目的都在提升战後迄今英国经济欠缺的稳定性，我们无法终结景气循环，但可以减低其震荡。左派唯有证明己身具有经济竞争力，即负责财政政策以及不冒风险的货币政策，才能成功。今天，基本通膨率为百分之二点五，利率为百分之七点五，上一个景气循环时，同一阶段的相对数字则将近百分之十及百分之十五。   在这个架构下，仍有广大空间推动新的优先事项，譬如综合支出检讨报告中便显示，於调控得宜的总支出中，有庞大资源转入了教育与医疗部门——过去三年即有四十亿英镑。此外，个别政策——教育、训练、资金与劳动市场之取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公共建设与科技的投资——掌握了国家长期繁荣的关键，而其每一面相，都是新工党的中心议题。

  　　我完全认可创造财富与提供就业机会的先锋是私有部门，而非政府。然而，政府仍然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举凡提升市场竞争力，鼓励长期研发与投资，以及协助人民获得所需的技能与诱因以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成功。动态的市场及国际竞争都是经济成长与创新的重要刺激。这是我们在任内第一年推动欧洲各国间最严厉的竞争政策之原因所在。然而，动态的市场是社会的仆从，反之则不然。我们的方法是在可以竞争之处竞争、需要规范之处规范。现今经济体系中，价值与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人才及知识资本，因此教育与训练是新工党施政的首要目标——非仅学校教育，还包括从婴幼儿期到老年期的终身学习。看到受过教育的青年，就看得到他的美好前程，看看中辍生——很不幸，英国人十六岁的年轻人中，仍有近十分之一是没有完成学业的中辍生——我们看见的是不断挣扎求存与缺乏安全感的生活。

  　　但是，光靠教育仍赚不足，英国不仅要训练其人民，更要将其 KnowHow 发挥到极致。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里，「企业家精神」会成为我们的年轻人必备之核心技能，以利用来自於科技、文化与通讯领域的许多机会。公司应设计制度与员工分享研发 KnowHow 所创造的财富。最佳的投资方案要能培育出绝佳的构想与优秀人士，而不是盖盖新大楼而已。

  　　为保障弱势族群，并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些许多经济成长的利益，政府介入有其必要。这是我们坚持订定工资与最低工作条件标准的原因，也是我们从事福利失业者就业的理由，最後，同理，我们还设下教育体系史上最艰难的目标与提拨最多的资源，发动一场提升教育水准的圣战。有效进入劳动市场是个人成功的关键所在，而政府则有义务协助人民增加技能，在职场上全力发挥其天斌，新工党正依此义务组织政府的福利与教育部门。

  　　现代企业既合作又竞争。尖端的高科技公司势必和公立学院与大学密切互动。公众及私人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对商业革新至关紧要，政府也业已大幅强化资金的供给与公私夥伴关系的程度。

　　四、强大的公民社会：权利与责任

  　　我们追寻多元而包容的社会，在公认的规范中，鼓励宽容，促进公民行动主义（ CivicActivism4) ，以辅助（而非取代）现代政府。在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中，个人、父母以及整个社会都必须负起责任。而当今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在个人及父母承担责任时，提供更好的国家及民间支援，这项挑战就在於我们以何种方式处理教育，福利及降低犯罪率。强大的社区有赖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了解——非仅纳税和守法，还包括扶养孩子成为有能力、负责的公民，并支持受雇於政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例如：老师。过去我们通常视上述责任为理所应该，一旦遭到忽略，我们应该立刻鼓励，甚至强迫履行，就像我们正在尝试的一些作法，例如，父母与学校间的「家庭学校契约」（ home-school contracts ）。

  　　刑事司法制度对「第三条路」非常重要。工党有必苗 n 跳脱「社会责任会削弱个体对犯罪与失序应负之责任」的观点。因此，我呼吁政府要严厉对付犯罪及其根源。新工党政府将采取此种路线——给罪犯贴上电子标签（ EectronicTagging ）严格立法对付种族暴力，投入两亿五千万英镑推动犯罪预防计划并以新罚则处罚失序行为。

  　　老左派经常认为国家应取代公民社会的绝大部分功能；新右派则相信如果国家放弃了社会责任，公民行动主义会自动填补这个缺囗。而「第三条路」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中有其局限性，但也了解在有限的范围内，仍需要政府与自发性团体建立新夥伴关系。不管是在教育、健康、社会工作、犯罪防治或是孩童照顾等各方面，大有为的政府都要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而非削弱之，并帮助家庭和社区改善其表现，志愿工作、学校的监管、养育和收养、公共卫生、青少年犯罪矫治计划全都展现出政府，自发性团体和个人的通力合作。而新工党的工作就是要强化这种夥伴关系的范围和品质。

  　　包以上这些是维持和促进新世纪健全公民社会的基石。福利国家为本世纪创举，业已帮助多人脱离贫穷并给予数百万人新的机会。就某些方面而言，提供基层民众所需系优质社会的要素。然而，协助方法必须有所改变。重要的是，给予适当的帮助，而非只是发放金钱；我们要更强调公私部门的夥伴关系；我们认为有需求就应该予以补助，特别是那些机制失灵而造成整体机会降低与品质低落的部分，例如，大学学费。我们也必需更了解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形态的转变，对福利国家的潜在影响。例如：对於经常性或长期失业者是否应发放失业救助金就存有许多争议。另外，也有新的需要产生，如老人长期看护等。

  　　像我这样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非表示我相信能够重新创造出五○年代的家庭生活、这就好像说要回到烟囱工业时代一样不切实际而且误导。传统的家庭结构（男主外，女主内）已不能符合两性平权时代的需求。家庭和社区生活皆有赖我们接受与承担彼此应尽的，正式及非正式的义务。「我们」而非「私我」政治要求的是责任与权利兼顾的伦理观。这是社会连带的基石，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功均有以赖之。某些婚姻和人际关系不会永远持续，但人们许下承诺并奉行不渝的需要，并未改变。

　　五、积极的政府：夥伴关系及去中心化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民主的扩展及可靠的政府，一直是左右两派之间最尖锐的分野。时至今日，英国仍然存在此种区别，例如，右派便强有力反对去中心化，以及结束世袭贵族拥有国会投票权的过时特权。而我们准备将重大的宪法修正案，直接诉诸公民投票则是民主的另一项进程。要强化民主的诱因 ] 必须发现新的方法，来协助选民分享切身相关问题之决策。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一直存在着错误的对比，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代议民主会作成较佳决策，但其前提在於代议士对於舆论能多方考量，并鼓励公开辩论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新的民主实验，从长的选举到公民陪审制。我非常乐见这样的实验已在英国出现，而且并不仅限於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

  　　「大政府即较好的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四两拨千斤才是关键所在，而非大小。政府做了甚麽，做的好不好才是其现代社会中的重点所在，而非做了多少。

  　　赋税是第三条路的中心问题

  　　八○年代，租税议题一直困扰着左派，其程度超过其他议题，成为左派长期在野的主因，和右派的信念相反，这不是因为中产阶级要求无条件减税，而是来自对左派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左派永远是提高、误用以及无效率运用公共支出的冠军。我们似乎愿意在任何问题上投入金钱，却很少关心运用公共资源的效率。「第三条路」的一项重要诉求就在於赋税必须保持在控制下，而且所有的公共支出都是「要求结果与改革的钱」，这就是为何我要强调公共服务的现代化，以配合政策成功所需的实质投资。英国国家健保局是全欧最大的雇主：我们决心不能坐视其沦为痴肥的官僚机构，我们不会回到旧式扼杀革新及责任的中央指挥及控制体系，而我们也不会创造一个官僚和无意义的内需市场。相反的，我们赞成地方层级之间的夥伴关系，其中投资应锁定标的并衡量成果，且要求国家级水准，并给予地方管理和革新的自由。

  　　同等重要的是「重新发明」国家政府的干劲（我们相信政府权力在於促进共同利益，就有责任改善其形象和效率，我们必须要更清晰地思考目标和问题，并准备进行更多改革，以资处理。社福边缘问题研究小组（ SocialExclusionUnit ）（ 5 ）是这个路线的第一颗果实——它是新的跨部会组织，专事处理因为落点三不管而遭到忽略却迫切的社会问题。

  　　工作和机会

　　第三条路处理现代就业问题的方法是把社会和福利扩大到职场上，让工作获得合理报酬，并投资个人所需要的技能。「第三条路」也承认，在一个较无保障，要求也更高的劳动场中，人们更换工作的频率也较为高，而且他们也相信在协助人民发展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我们正在追求一个全盘策略：

  ·新政（ NewDeals ）为长久以来受政府忽略的群体提供就业援助——其中包括年轻人和长期失业者、单亲和残障者。

  ·推动税制改革，改善的工作诱因，提高吸引力让雇主更愿意雇用放弃社会福利而转往职场的人民。

  ·实施最低工资，解决劳动市场最底层劳工剥削问题，并设定薪资基准。

  ·给予有工作的家庭税赋额度，有工作就有收入：每星期收入一○○英镑的全职工作家庭，政府将保障其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八○英镑的收入，而收入每星期於二二○英镑的家庭，将不用负担任何净税赋。

  ·全国儿童照扶政策，由儿童扶养扣除额支持，并大幅扩张托育服务以帮助父母亲平衡工作的需要与对家庭的责任，

  ·社区政府，由於失业影响所及非仅个人，亦包括地区，我们须处理高失业地区产生的多层次问题。科学领域中公私部门的夥伴关系——维持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会是政府施政的关健优先项目。於开风气之先的公私部门合作夥伴关系中，政府结合了「研发委员会」大幅增加公共资金并与卫尔康（ wellcome ）信托投资公司合作进行三年期大型投资计划。

  结果正如七月份公布的《综合支出检讨报告》所言，我们将有十一亿英镑的资金可用於改善基础科学研究。其中六亿由政府与卫尔康说共同出资，用於科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另外政府还提拨四亿作为「方案基金」，用於诸如生命科学等优先研发领域。最後的一亿英镑，由卫尔康公司提供，用於开发新型高强度Ｘ光机，以维系英国在人类基因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以上就是「第三条路」的行动实例——绝非国家推御其主要责任，而是展现弹性的创新与其他团体合作来面对责任。

　　注释 :(1 ）布莱尔将「共同体」定位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意味国家或社会集体的运作，必须奠基於和谐的集体行动与相互依赖，并企图以此新的连带关系，超越陈旧的国有制观念与市场经济教条。（ 2 ）艾德礼（ ClementRichandAttlee ）：生於一八八三年，卒於一九六七年，一九四五年起五年间担任英国首相，一九三五年——五五年间任工党党魁，艾氏基於其平实的社会主义主张，使英国在未破坏基本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实施战後经济与社会改革。（ 3 ）「在景气循环上，政府仅能将举债用於政府投资支出」的黄金规则，以及「净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在景气循环上应维持审慎与稳定的水准」的长期投资规则。（ 4 ）指人民对於公共事务的自发性叁与。（ 5 ）编按：社福边缘问题研究小组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属性为首相府内也米跨部会幕僚单位，就特殊社会福利边缘问题直接向首相布莱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