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我要把它的名字在心底多默念几遍，好记忆得更清晰一些。我要尽快把它买到手中，细细地读一遍，然后推荐给要好的朋友。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它会很快就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其他书中。如果不这样，它就有可能不会因我的推荐而增加哪怕三五个名额的读者。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仅仅在看到这本书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眼眶就有些湿润了。不是被书的内容震撼——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而是为它的出版而感动。这感觉好像你在薄情寡义的城市突然见到离散多年、满脸沧桑的兄长一样，你只想冲上前去抱住他的肩膀大哭一场。

    这本书的名字叫《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月份刚刚出版——如果是别的什么畅销书，或许该换成这个说法了，“《×××××》由某某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数字几十万册”。而像《农民日记》这样的书，只能用“出版”来形容，因为对于它来说，能够出版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通过《北京娱乐信报》对这条消息的报道，我了解到，这本原有200多万字的日记经历过艰难的编辑过程，缩减至20余万字终于达到出版要求时，它的作者侯永禄——一个普通的陕西农民，却与世长辞。

    在注意到这本《农民日记》出版消息的同时，我还发现:一个著名主持人的注水书刚刚粉墨登场，一个刚刚走红就涉嫌抄袭的女作家在顾左右而言他，一个通过电视成为文化偶像的女学者第二本书拿下了首印一百万册的订单，一对落魄的二线歌手用成名曲当作书名出版了一本菜谱，同时还有五六位明星将加入到名人出书的行列……表面看，我们的出版业是多么火爆啊。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出版消息看的越多，一个爱书人内心的悲凉就会越重呢。这些年，我们习惯了看畅销书作家们心满意足地或坐在电视演播室内侃侃而谈，或坐在签售台前奋笔疾书。习惯了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时尚的、文化的、娱乐的、封面或花花绿绿或装模作样的图书在抢占我们的眼球。唯有一种图书缺席了，那就是像《农民日记》这样的和农村、农民、农业相关的文化、文学类图书。不要说在媒体上看不到，即使在书店，也很难在稍明显一些的位置找到这些书了。

    2004年，安徽作家陈贵棣、吴春桃夫妇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出版轰动一时，这本书获得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际性报告文学大奖“尤利西斯”奖，这是我能想到的农村题材的唯一一本知名度较高的文学作品了。也许是我视野狭窄，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过类似关心农民生存状态的新书出现。我们拥有许多被誉为农民作家或自称农民作家的写作者，这些人当中甚至还有几位赫赫有名，但是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能看到的农村和农民，多是变形的、脱离现实的、促狭的、片面的……我们能看到作家们的文采和文笔，却看不到真实、真情、真心。他们只想为读者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对于能否带读者真正进入那片广阔、艰难的土地，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这样的观点也许过于狭隘，也可能我没读懂作家们在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煞费的苦心。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阅读已经跨进了一个准小资、伪精英的时代。在经历了言情文学、痞子小说、青春文学、通俗历史等几轮阅读热潮之后，出版界陷入一片混乱、茫然的状态，没有人能预测到下一本将要火起来的书是什么，自然也更没有人愿意去做一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能盈利的图书。这是一个讲究赚钱的时代，盈利是唯一目的。那些坚持人文理想的出版单位一个个入不敷出，而那些靠商业出版赚得盆满钵满的人，让他们去出版一部名字带有“农民”的作品，还不如把他们杀了算了。

    所以，我要记住这本书的名字，我要阅读它。有可能我不会喜欢它的内容或写法，但我会恭敬地把它陈列在书架上，我曾为书架上收藏的那些优秀的图书感到内心的充实，而这本书或许会提醒我不要忘记别的一些什么。在一册册包装精美、藏掖着精神光辉的图书中，这本书会像进城的老汉站在高楼大厦下一样，会有些土气，有些不合时宜，但它的分量，与其他任何一本书相比，都不会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