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人生 三峡梦圆

本报记者 方 立 整理

近年来，部分退休政要开始著书回忆个人经历。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都在退休后出版了个人著作。一些当政时的思考，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一些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４部日记体回忆著作。无疑，这些著作将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

母亲送他到延安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现在，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回忆，１９４８年９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２１位青年到苏联学习，他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到１９４９年８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留学生们派代表向他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

之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这一专业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的李鹏，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两个月后，他也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人民日报》这一天发表了他写的《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一文。

文中也侧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他说，父亲李硕勋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６日在海口从容就义，而那时他只有３岁。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革命者。母亲对父亲感情深厚，一直没有再婚。

在这篇文章中，李鹏还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１９４１年，在他１３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在这本书里，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１９８９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１９９８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新华社评论说，这是一本“记叙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首部权威作品”。

“他是个很勤奋的人”

李鹏的第四本著作是今年１月８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此书的编辑赵之援曾对媒体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据报道，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退休的李鹏。他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赵之援说，“他今年７７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还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再打印出来，很熟练。”

“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对记者说。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修宪时的专家讨论。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３００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稿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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