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是敌对双方凭借一定的物质条件所进行的主观能力的竞赛。这种主观能力，首先是指挥员审时度势的能力。战争中的审时度势，包括对敌势、我势、地势、趋势等多项内容的了解、分析和判断，这是正确制定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运用谋略艺术，之所以那么娴熟自如，总是高出敌人一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善于审时度势，因而能够料敌如神，应变裕如。

    第一，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及早地指出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思想。

    从1935年12月至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又指出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毛泽东的这种科学预见，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本质的深刻分析。

    1931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频繁挑起事端，谋图侵占全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采取不抵抗政策，以为再牺牲一些国土便可图苟安。毛泽东同志严正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日本正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侵华的工具。毛泽东洞察日本的野心，严厉批驳了英、法、美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他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侵占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独占西南太平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的发展，完全被毛泽东所言中。

    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为世人所折服。他的敏锐洞察力，源于科学的分析方法。他绝不被法西斯的种种假象所迷惑，而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因此，能够准确预见到德、日、意的侵略行径，必然导致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冲突，必然爆发新的战争。

    第二，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毛泽东善于将敌我双方客观存在的所有基本特点，进行全面的比较。敌对双方都有许多特点，战争就是双方这些特点的竞赛。所谓优势或劣势，就是战争双方矛盾着的特点之差异的程度。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矛盾着的全部基本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是这些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其次，毛泽东善于分析中日双方每一特点中所包含着的相反的成分，从而揭示了每一特点的相对性和转化的可能性。他还详尽分析了每一特点中两种相反成分各自所占的地位，指出哪些于我有利，哪些于我不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的具体方法。

    再次，毛泽东善于分析中日双方优劣形势的转化。毛泽东指出，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敌之军事力量虽强而处优势，但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指挥笨拙，异国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强和绝对的优势。我之军事力量虽弱而处于劣势，但我兵力充足，资源丰富，指挥灵活，本土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弱和绝对的劣势。强弱优劣的相对性，使敌我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具有了客观可能性。当然，要使敌人从强变弱，从优势变劣势，使我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优势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主观的努力，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条件和过程：“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第三，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态势，提出了坚持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的具体战略方针。

    这个克敌制胜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即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坚持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战略的反攻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日本侵略者无可奈何地哀叹：“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第四，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抗日战争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形，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抗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在总体上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

    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艺术，不仅表现在科学审势，而且表现在科学审势基础上的巧妙造势，即在总体的劣势中，人工地造成局部的优势，相机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巧妙造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乘敌之隙，创造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指出，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而且要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战争初期，毛泽东正是牢牢抓住敌人在战略战役的指挥方面明显地暴露出“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五个方面的错误和弱点，领导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在敌占区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游击区，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击敌人，在总体的劣势中创造了许多局部的优势。

    二是善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在作战形式方面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针对敌人的特点，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敌处运动之中，常易兵力分散，首尾不顾，无险可守，增援不及，我可相机突然包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我军另一拿手好戏，便是游击战，这是敌人防不胜防最感头痛的战法。游击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易聚易散，机动灵活，熟悉地形，神出鬼没。对于分散小股之敌，对于麻痹松懈之敌，随时可将其消灭。这样，在具体作战形式上，我便从劣势变成了优势。

    三是善于灵活运用兵力，每战集中兵力打敌小部，在局部造成以多胜少的优势。毛泽东强调：“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毛泽东善于判断敌情，料敌如神；他善于捕捉战机，恰到好处；他熟悉部队的特点，用其所长，因而在战略劣势中创造出许多局部优势的神奇活剧。毛泽东最常用亦是最精彩的指导原则，就是集中兵力，打敌小部，以多胜少，速战速决。这样，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犹如几个大汉打一个强盗，一举而取胜。

    四是善于发动群众，创造战争后备力量的优势。战争之初，我之军力财力等现实力量处于劣势，而且军力财力等后备力量也处于劣势。毛泽东认为，要转变现实力量敌优我劣的状况，就要下大气力将我后备力量的劣势尽快变为优势，其方法就是实行正确的政治动员，全面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了全国的老百姓，兵员的补充不成问题，财政困难也可以克服。我们党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人民群众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以各种方式支援或直接参加抗日战争。我们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弥补了武器装备之不足的劣势，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之后备力量的优势，逐步转变为战胜敌人的现实力量的优势。

　　（三）

    审势和造势的目的，在于夺势，战胜敌人。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导我国军民把敌人的战略优势夺过来的基本谋略是：先在某些局部把优势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聚而歼之，积小胜为大胜，使战略形势从量变到质变，逐步夺取全局的优势和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我们决不可企求通过一二次战役决战，便能改变敌优我劣的战略形势，恰恰相反，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从夺取局部的优势做起，逐渐扩展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平衡，再发展到夺取全局的优势。

    要夺取抗日战争全局的优势和胜利，必须从夺取局部的优势开始。但这绝不意味着指挥员注意力的重心摆在局部上。恰恰相反，毛泽东指导夺势的高超谋略艺术，在于胸怀全局，善于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在战争指导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系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毛泽东不仅通晓抗日战争的全局，而且深刻了解各个局部在战争全局的地位，善于关照战争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因而能够充分发挥各个局部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全局中不断地投下一着又一着的妙棋，引导战争航船驶上胜利的彼岸。

    从夺取局部的优势和胜利，发展到夺取全局的优势和胜利，关键在于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无论战斗规模的大小，只要打了胜仗，我方虽有量的损失，但总体上是量的增加，而敌人必然是量的减少。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告诫我军指挥员，一定要知彼知己，灵活用兵，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我军指战员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强大的敌人作战，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之初，我八路军、新四军仅3万多人，到1938年10月，发展到10多万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50万人，1945年4月，我军发展到91万人，还有民兵220万，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相机夺势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游击战争，从三个方面向敌人夺势：第一，使敌人无法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反，有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掌握在我军手中，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第二，牵制和抗击了60%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极大地减杀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优势。第三，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在八年抗战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敌后战场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消灭伪军118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刘化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