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毛泽东最早接受《新民报》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作了一段很长的开场白，谈了抗战胜利后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说：“你提了那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团结的问题。至于你所说的和谈诚意问题，首先，我是有诚意的。我如果没有诚意，就不会大老远的跑到重庆来。至于蒋介石是否有诚意，你可以去问问他。”这位记者又问道：“这次和谈对国家的前途关系重大，因此，我认为谈判的时机特别重要。毛先生有这种感觉吗？”

    看着这位记者，毛泽东笑着说：“谈判需要的是诚意，无所谓什么特别重要的时机，只要有诚意，一年四季中的任何季节，都可以谈判。如果没有诚意，金秋季节也是枉然。你以为现在时机好？这么热，这么浓的雾，受得了么？”毛泽东谈笑风生，在场的记者，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还在桂园与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蒋匀田是位天真的民主主义者，以为国共和谈无论成败，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争。所以，和谈不能仅限于国共两党，也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的主要内容应是民主与自由。

    毛泽东没有去评价蒋匀田的观点，而是谈起民社党领袖张君劢给他的一封信，说：“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委员长。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委员长个人，更不可解。蒋先生曾对我说：‘要和，你就交出军队，不然，请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还在滔滔不绝地兜售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说：“假如有一天，我们不需要枪杆子保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意放弃所有的枪杆子吗？”

    “假使我们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你须注意，军队国家化固然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毛泽东边说边比划着，诙谐幽默，蒋匀田听罢忍俊不止，笑得前仰后合。

    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是有备而来，提出很多问题。诸如，对和谈前景的展望，对中苏条约的态度，解放区问题、国共如何合作，如何看待“自由民主的中国”，以及是否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等。毛泽东就这些问题，一一作答。他说，我对和谈是有诚意，有信心的。无论和谈的前景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将坚持避免内战。我们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能够得到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毛泽东说：

    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有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面对毛泽东的诚恳而认真的回答，这位外国记者心悦诚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似乎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他说：“看来你是一位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记者先生，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颇有意味地回答。

    毛泽东还应《大公报》邀请，和周恩来等来报社作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双十协定》签定后，毛泽东对《大公报》重庆版总编王芸生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后很高兴，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毛泽东就要回延安了，登机前，他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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