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深入地领会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阐述，追踪国际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学术研讨的前沿动态，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当为 “中国模式”的诞生而自豪，深入研究并大力宣传这一模式。

    ■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值得我们注意

    近年，“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就不同了；他们采用这种提法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和术语，尤其使人注目。对他们这种“内行人”、“过来人”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应当引起我们中国学界的重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模式”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认可和使用“中国模式”者，还为数寥寥；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仔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仔细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苏联模式论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有充足理由的。这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有重大原则区别。这些重大原则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和现存社会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是存在重大原则区别的。在取得政权以前，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实行的是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是“炸毁整个社会、分裂社会和摧毁国家的路线”，是“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国内战争的路线”；而取得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它所实行的国内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巩固整个社会的路线，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即“拥护国内和平”的路线。(《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5、343页)布哈林在1923年10月阐述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曾得到俄共（布）党内几乎一致的赞同，这实际上是一条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缓和阶级斗争、维护国内和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此后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线，即加剧阶级斗争、挑起国内战争的路线。所以，发生了把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统统被打成“人民敌人”，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加以镇压的事件，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清洗、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大镇压”和二战后大规模“清洗”的事件。尽管早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67页)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最初20多年里，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他并没有完全认清斯大林这条路线的错误，所以，我们党在1957年之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内和社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措施，特别是发生了发动和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巨大突破。

    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半东方国家，应当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对这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而是主张加以扬弃并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甚至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超越历史的反资产阶级性、反商品市场、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形成了苏联长期强烈反资本主义的、包括抛弃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传统。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20世纪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存在的又一重大区别。

    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有强国主义传统。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强大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现在西方和俄罗斯学术界就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继承了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见（俄）《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0页)实际上，从彼得时代起，俄国就有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传统；而对民生是比较忽视的。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还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20世纪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民用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不敷民众需要。这种只顾国家不顾民生的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令苏联民众怨声载道。

    苏联的工业化“大跃进”、“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所以，“大跃进”，高指标，欲速则不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大跃进”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这实际上扎根于我国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民重君轻”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表达。从儒家的这一思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脉相承。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中华文化的这一优秀思想传统，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应该大声地说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从上面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情况紧密相结合、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将它称为“中国模式”。在上述事实和潮流面前，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界应该大声地、郑重地说出我们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 “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龙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