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读者在书展上购买《金瓶梅》。1994年5月22日，在华沙第39届国际书籍展览会上，《金瓶梅》波兰文译本与波兰读者见面。新华社资料图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封面。

     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删节本封面。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金瓶梅》备受争议，自明、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禁书”。

    但在一些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写实小说，认为其内在价值与艺术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断言“没有《金瓶梅》，则无《红楼梦》。”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促使了“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于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曾作为内部读物影印

    作为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此前与《金瓶梅》有很深的渊源。为此次《金瓶梅词话》出版，人文社已准备多年。

    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回忆，1979年，古典文学编辑室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部请教了启功、俞平伯等学者和专家，重点选择解放以后没有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陆续拟定了60种书目。

    头一批先出的六种书目包括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还有吴璿的《飞龙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

    在人文社任职多年的黄伊生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曾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对他讲，“1.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2.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3.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称，影印本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秦顺新说，那时，自己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自己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记者 张弘)

附：《金瓶梅》研究　学术开放的缩影

    冰雪消融，万物解冻，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到校园，对出版物形成了极大的饥渴；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大中城市读者通宵排队买书；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一个有书可出，有书可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学术领域，遭到重创的学术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相似的轨迹与曲线。在五六十年代，所谓《金瓶梅》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仅局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与研究者，为研究设置了苛刻的门槛；二是研究内容，只规定了一个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人民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谈得上“金学”研究。

    不独金学，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与土壤，都面临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韦君宜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85年，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终得出版，尽管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并凭证、凭卡购买。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领导干部，而是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这终于象征着，真正的《金瓶梅》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了。

    在随后几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繁荣起来。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由充满好奇心变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运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他社科领域莫不如是，尽管进步有快有慢，开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学术研究全面复兴，知识重新受到尊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将重重禁区逐步扫除，使读书、获取知识成为一种权利。那些满载着思想与智慧，被冰冻许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阳光下的学术研究，象征着这个社会开始正常化。我们开始尊重知识，也开始尊重个人自由。那些薄薄的书页，成为社会告别蒙昧，走向理性与文明的符号。

    回顾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不断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经济脉络，还有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开放，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权利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文明脉络。而在文明进步这一块，学术研究的开放功莫大焉。而学术文化的繁荣，又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