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一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录取。10月28日，王明与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由上海起程，11月28日抵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主要有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7类。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是列宁主义课的教员，他能言善辩，对远东革命问题较有研究，是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宁主义课时，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王明在列宁主义课上的积极表现赢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于其在校内活动中表现积极，所以在1926年9月举行的中山大学学生公社 (相当于校学生会)改选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翻译陪同回国。米夫一行由莫斯科出发，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此时，中国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时期。米夫和王明一行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所以他们又经上海转武汉，并出席了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学之前，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教务长阿古尔出任代理校长。阿古尔与俄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由于在学校工作上各执己见，又各有一批支持者，形成了以各自为首的“教务派”和“党务派”。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中，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学习成绩很优异，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较有影响，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因此，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

　　恰在“党务派”和“教务派”争论不休之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见有机可乘，便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他让米夫首先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搞垮“教务派”，从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还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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