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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