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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校评职称工作又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拉关系走后门活动也达到了高潮。我的一位好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留校执教，一干就是二十年。多年来，是年年报评，年年落选，头发胡子白了一大把，还只是个副教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为人太正派，得罪了小人。今年几位朋友看着太说不过去，就来出主意，想办法，忙得个不亦泣乎。然而，老天不长眼，又是功亏一篑。回想起这十几天种种低声下气、东求西拜的违心之举，真是感慨万千，欲哭无泪。痛定之余，追根寻源，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现今的评职称，有所谓硬件标准，诸如学历、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发表论著若干且是否发表于核心期刊……不一而足。这种规定本身就非常荒谬，除了论著一项，一个人能不能胜任某项工作，往往与这些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论著这一项，其实也很可疑。历史上就有纸上谈兵、全军覆没的例子，而现实中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最近常听人说，中国的教授在世界上最多，但真正的成果却很少，发表的多是些文化垃圾。没有统计，当然不敢随便附合，乱下结论，但典型的例子却随处可见。前几天在学术批评网上游览，无意中就看到一些“伟大”形象。比如马斗全先生的《假已如斯》，说的是某学刊主编凭空捏造“考证文章”；某研究所研究员不仅将谣传的戈尔巴乔夫一九九九年土耳其“讲话”误以为真，而且还指责纠正者是“为叛徒开脱和辩解”。又比如贺卫方先生的《法学之羞》，说的是某大学法学院院长，一位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四十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十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一百一十三万字”，而且治学“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这几位的硬件，叫我们如何相信？
硬件标准，如果按有关部门的说法，肯定是有种种有益于发展的硬道理，或不能不如此之理由。但就笔者观察，这种搞法无非是想减少矛盾罢了。你是某（学、硕、博）士，我也是某（学、硕、博）士，你有论著，我也有论著，谁该上，谁不该上，自然争执不下。于是乎就来点硬指标，先淘汰一批。但是有了硬指标，就解决了问题？不过是些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把戏，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加糟糕。因为这名额一事，与硬件不硬件其实无关，乃是国家人事部给士子们分派的饭碗。如果是大年，饭碗多而求食者少，或正好相等，萝卜土豆一起上，自然皆大欢喜。不幸之不幸，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各大学之研究生院，源源不断地制作着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却很难说得清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博士、硕士。他们都得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而且还要吃得好，住得宽，花得冲。但资源有限，狼多肉少，怎么办？于是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尽浑身解数，上下其手。个中苦楚，真是一言难尽！
日前与友人谈论此事，深感困惑。无奈之余，数及种种评职称悲喜剧，不胜感慨。说起来，怎样“炼”成教授，不外乎以下六种方式：
一是出类拔萃的。即使单位里评不上，也有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上级机关的干预，或许还有友邦学者的惊诧。评不上就另下一个指标，比如部批教授（教育部特批）。笔者所熟悉的一位老师，因为尽做学问，不会搞关系，但在学界影响很大，结果就当了“部批教授”。但这种情况极少，凤毛麟角。
二是特别能够钻营的。这种人虽然不能算多数，但趋势是日渐增多。他们最大的特点不在于成果如何，而在于会拉关系，上上下下谁与谁关系如何，门清！评委也是人，即使没有得到这些人的直接好处，也知道不能得罪，以后用得着的地方多了。比如评什么奖，申请什么课题之类，难保不犯在这些人手里。而他们由于会拉关系，也就能够多出“成果”，比如当个主编——有人“誉”之为“主骗”（假主编真骗子）——什么的，容易得很。
三是当官的。中国自古以来“学”“仕”不分家，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略有差异的就是：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及弟子们倡导的是“学而优则仕”，两千多年后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直系的、旁系的、私淑的，等等）实践的是“仕而优则学”——这职称在他们眼里乃做官应有之学问。明明是搞行政的官员，但不弄个博士学位、兼职教授甚至博导当当，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秀。而那些与学术根本不沾边却掌管着相当权力的领导，就更有条件“优”一把了。
四是搞“核讹诈”的。说核讹诈，是有点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在领导眼里，参评者手里要是拿着敌敌畏小瓶，就与那核武器没有什么两样。它关系到领导的官运和身家性命，不是核武器又是什么？这种教授或许不是很多，但每个单位还都有那么几位，这也是中国评职称运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于是也就不能不多说两句。
搞核讹诈的一类中，除了敌敌畏教授（不评我就喝敌敌畏）外，还有什么跳楼教授（不评我就跳楼）、心脏病教授（不评我心脏病就发作），这大概是比较常见的几种。据说有一位夜走天安门教授，甚是奇绝，虽不能称为完全型的“核讹诈”，但称为“准核讹诈”并不为过。该教授未如愿之前，本应带学生到外地实习，正赶上评职称就先留下来，却没有评上。半夜里，夫人给系主任打电话，说她的先生失踪了！系主任吓得心惊肉跳，马上动员所有可以动员之力量分头去找。原来，这位先生在天安门广场走了半夜——他实在是想不通啊！他的同事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是天安门而不是地安门？莫不是心中的委屈要向毛主席来倾诉吧。还好，这位老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伟大理想”。真不知道他应当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保佑，还是应该感谢学校因其壮举而增加了一个名额？！
五是其他一些难以归类的，有所谓马屁教授（溜须拍马）、造假教授（弄虚作假报成果）、点头教授（见人就拜）等等，不一而足。他们除了真学问不行，其他方面还都有点“真本事”。比如这点头教授如果拿出绝招，就成了下跪教授，即靠着给评委下跪当上了教授，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给所有的评委都下跪——真难为他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这种做法其实也不是自家独创。古代的考生们，哪个没给主考官磕过头？如此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评他当教授又该评谁呢？
最不行的就是第六种，人数最多，但也最没有保证，可称之为撞大运。按硬件标准，他们当然都夠格，但能上不能上，全靠撞大运。看着没有问题了，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叉子，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来也保不齐。
我的这位好友就属于第六种，是个十足的倒霉蛋。虽然说总有小人捣乱，也常有君子协助，并不是最惨，尤其比起那些下岗工人来。但又总是不顺，或是因为学校要保博士点，或是因为对手“成果”数量多，或是因为……谈起这些事，一脸的无奈。要专著有专著，要论文有论文，还在专业领域中有相当的影响，并且勤勤恳恳工作这么多年，学生评价讲课年年都是“优”，又是先进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书、育人、师德各方面，都是问心无愧，就是评不上教授，活该倒霉！
其实也不是，我说。你不能拉关系，比如与出版社，所以你只能当主编的笔杆子，而做不了主编，就连个副主编都没捞上。光给别人当笔杆子，自己的专著自然就出得迟；出了又不会宣传，比如找几个人写书评吹一吹；你不吹，别人怎么知道？还有，你太原则，头儿要你干点不原则的事，你不买账，把头儿得罪了，能有好果子吃？要不然就搞核讹诈，或者特别能钻营，你又拉不下脸来。当然，这些年，如果你不去发扬风格，不去做那些公益事业比如兼任什么资料室主任、系学位秘书等，一门心思搞点学问，出点大成果，威震学界，职称也就解决了。哪怕你去读个在职博士，也比学生评“优”强得多，那种不好好教课却得了真实惠的不有的是吗？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晚了，而这事对你也太不公平，什么乌七八糟的“鸟人”都是教授博导，你还在这里苦熬。干脆跟学校翻车，不行就到教育部说说清楚！还没有讲理的地方啦？
朋友一愣，马上说，校长最怕家丑外扬，这样做不但今年解决不了问题，明年也甭想。
听了这话，我半晌没做声。还能说什么呢？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应当是“哀莫大于心不死”。
附记：就在拙文撰写后不久，由于我的这位好友敢于越级向校领导投递申诉材料，终于感天动地，在校长的直接干预下，如愿以偿。但这不幸中之大幸，能否作为“炼”成教授的第七种方式呢？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出版广角》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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