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出版以来，每位读者的唇边都挂着悬而待解的相同疑问：他书中所叙究竟有几分真实？当然，作者丹·布朗在书的开始已作说明，“本书关于艺术、建筑、文献和密宗礼仪的描述准确无误。”但这终归是一部小说，他稍微来点文人的裁剪翻新，岂非情有可原？本书的宗旨，是将真实与虚构分离开来。

　　丹·布朗将达·芬奇作为小说情节中心的艺术家和题头人物，既有趣味又合情理。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列昂纳多的知识和学问基本上传及了每个西方人。他可能是有史以来多才多艺的最高典范。与爱因斯坦一样，达·芬奇是人类喻示“天才”所用的商标。

　　《达·芬奇密码》中，罗伯特·兰登将索菲·奈芙保险箱钥匙上蚀刻的P.S.，猜解成郇山隐修会的字头标示。这个缩写，还出现在贝朗热·索尼埃从莱纳堡教堂找到的文献中，和一度竖立在该教堂墓地里的玛丽·布朗舍弗尔墓碑上。郇山隐修会是贯穿《达·芬奇密码》情节下的主体暗流……

　　圣杯代表耶稣基督血脉的概念，是《达·芬奇密码》的主题之一。相信它就是否定当今基督教僧侣集团的作用；对它存在的证明进行不惜代价的封杀，也并非是意外之事。这个概念如被接受，就能摧毁教会自身的机制，挑战的不只是它的信条，还有它掌管基督教会的合法性。纵观历史，古往今来由基督教各宗指任的代表们确立的那些合法君主和政府，都将被视为无效。

　　19世纪末期的法国南部地区，既不是一个生财之地，也不是一个发生惊心动魄事件的地方。然而，它却成了秘密活动的中心和令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的暴富之地。而现身诸多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为贝朗热·索尼埃，这个名字在《达·芬奇密码》读者的心中定会引起反响。

　　君士坦丁大帝不仅是将基督教带到罗马的第一人，还是国教拜日教（“无敌的太阳”）的主教。如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所讲，拜日教遵奉的是太阳崇拜。那时候，罗马还盛行另外一种太阳崇拜——光明教。拜日教和光明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单神教。源于叙利亚的拜日教约在100年前传入罗马。君士坦丁看到一个绝妙的机会将三教结合，达到了他认为是自己成功关键的政治和宗教的统一。

　　基督教最为常见的礼仪之一是“圣餐”，仪式中人们饮用红葡萄酒来代表的基督之血。亚瑟王版本的传奇基于一段故事，说的是罗马将官朗吉诺斯曾用长矛插入基督身侧，以确认他的死亡。当时，亚利马太的约瑟夫拿来基督在最后晚餐中用过的酒杯，承接流出的血液。这具酒杯，一般被认为就是圣杯。

　　基督离世后，关于他的真实身份有相当大的争议。在第五章“君士坦丁大帝”中，我们已经看到，阿里乌派认为基督只是凡人，由一位妇女正常怀孕而生。这被判为异端邪说，他们也遭到流放的下场。

　　《达·芬奇密码》提出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耶稣可否有过婚姻。实质上，他的婚姻奠立了墨洛温王朝整套学说的基础，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这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想加入天主事工会，你无须是天主教徒或者男人。受招女性成员都是贫苦乡间中的愚昧村妇，作为神职教士的助理并且也要发誓独身。她们还得负责天主事工会住宅的维护保养，而最近被允许穿裤套装，肯定会为此感激不尽。非天主教徒可以“协作信徒”的身份加入。其涵义是，他们向天主事工会大笔捐资，以中世纪的赎罪方式换取一点上帝的恩宠。

　　密码筒显然是《达·芬奇密码》的作者发挥浪漫文采的例证，他创造了一种纯属虚构的设备。虽说达·芬奇发明这种玩意儿并非全无可能之事，但我却找不到“密码筒”曾经存在的证据。

　　丹·布朗声称金字塔有666块玻璃嵌片，但实际上它共有675块宝石状（菱形）嵌片和118块长方形嵌片。它的高度为79英尺（约241米），侧旁另有三座较小的金字塔。

　　卢浮宫收藏的15-19世纪的油画作品举世无双，馆中的其他展品亦广泛涵括了艺术、古董和许多原属于法国王室的珍品。

　　正如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罗斯林教堂的绰称是“密码大教堂”。在某些情形下，它还被叫做“石雕挂幔”或“石景花园”。所有这些称呼，都比它的“基督教”本名“圣马太同道联修教堂”更加生动诱人。

　　宗教改革前，游廊是修道院进行大量活动的中心。它们既是通向教堂各处的通道，又是修道士沉思和健身的场所。在那些年代，东廊院是修道院长惯常施行“濯足礼”的地方。这仪式在复活节礼拜天前的星期四进行，其内容包括修道院长给13位高龄修道士洗脚。这个日子至今还被称为“周四濯足节”……如今你到那里，还能看见孩子们当时所坐的“那平整的长条石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