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坛总是热闹的，但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也不再合适，而应改为“你方骂过我再骂”。“骂”能成为时下中国文坛一道奇特的风景，功劳不应是具体有语言天赋的妇女，而应是极具雄性的特征，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人；如果再具体到哪一个人，号称“文坛三只乌鸦”黎鸣、贺雄飞、李建军不能不算。这是记者近来的一大发现。昨日，当记者与其中的“两只乌鸦”黎鸣、贺雄飞在南京的咖啡店里面对面时，记者又有发现，“骂”如果能改变一点什么，索性让他们去骂好了；但问题是，“骂”如果解决不了困惑，不能让被骂者变得聪明，甚至被骂者不屑一顾，根本就不响应，你骂人的举动是否也显得愚蠢？！

　　思想长征变味成“骂人”长征？

　　哲学家、文化学者黎鸣和贺雄飞，是到南京大学作报告时，顺便与记者见面的。在南京的活动，除了演讲，还有签售安排。12月12日（今日）下午，黎鸣将到以经销人文书籍而闻名的先锋书店签售其新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去交流）。他们将在全国30个城市、60所高校，进行“思想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南京选择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南京的演讲中，他们与在成都、兰州、西安、南昌、合肥等地一样，仍在使用他们用惯了的武器———骂。在题为“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学热点问题分析”的演讲中，愚蠢、卑鄙、黑社会、肤浅、反动文人、堕落……这些语句不时地冒出来，让听众领教了乌鸦“叫骂”的看家本领。
　　有人昨日对记者说，他们这种思想长征，实际是“骂人”长征，走一路骂一路，其中中国的当代作家，金庸、王朔、余秋雨、二月河、梁晓声等等，几乎都被骂得一无是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作家都是可耻的，下流的。
　　对于有人指责这是一趟变味的“思想长征”，“两只乌鸦”并不太在意。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坦然，并很喜欢“乌鸦”这个比喻，但不认为是骂人，而是一种呐喊。年过花甲的黎鸣告诉记者，我不想做喜鹊，喜鹊是报喜不报忧，乌鸦报忧不报喜，现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令人忧的地方太多，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危机。搞这个全国演讲，就是想让中国人聪明起来，不再愚蠢！

    文人“四分论”的根据在哪？

　　骂人要骂出道理来。贺雄飞为他的骂人找了一个理论支持：中国当代文人“四分论”。第一种是休闲文人，像周国平、莫小米、李杭育、李庆西等等，美食美女花鸟鱼虫都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文章不痛不痒，可看可不看；第二种是腐朽文人，像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他们只敢对历史叹息，不敢对现实发言，沉湎于秦砖汉瓦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对灵魂的拷问，读者看不到鲜活的时代气息，看不到真实的现实，有的是历史的感叹，历史的回忆；第三种是反动文人，他们反对自由民主科学真情，如王朔是反智，柯云路反科学，梁晓声说谎反人性，二月河歌颂皇权反历史；第四种是进步文人，而在中国，进步文人是稀缺动物，眼下可数得出的只有三个半，三个是阎连科、杨显慧、尤凤伟，那半个是北村。前三类的文人都是卑鄙文人，占去中国文人总数的90％。
　　这样划分的根据在哪？贺雄没有直接说，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畅销书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书不畅销，文坛上少的是有理性有思想有灵魂有良知的作家，多的是天才的疯子。黎鸣拥护这种划分，并揪出了金庸：金庸的书就是在宣传黑社会暴力，真正的金庸迷是没什么前途的。

    中国的文人为何整体沉默？

　　除了贺雄飞对中国文人的“四分论”，黎鸣则在他的思想力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里，专门为中国的文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一篇《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称，“卑鄙”是中国文人的共性，中国的当代文人不仅无耻，也无格。秦统一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卑鄙的传统：互相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而且，现在中国的文人没有创造性，整体“缺钙”，如“下半身写作”、“床上写作”，太多太滥的性描写……这本书让记者想到了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黎鸣说，他这本书与柏杨的不一样，他是文艺家，《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情绪和感慨，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重在说理。
　　在这本书作者的《自序》中最后一句话是：“欢迎辩论、驳难，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有意思的是，现在“共鸣”者不少，起来“驳难”的却没有。“乌鸦呱呱叫”，那些被指名道姓的文人却鲜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的无端，中国文人整体沉默了。昨日，记者想采访一些挨骂的作家，却无
　　一人响应。不是“没有时间”，就是“不知道此事”。凭着多年的交情，一位南京作家给了一句话：懒得理会！记者试图从黎鸣那边找到一些与他论战的对手，他说在中国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中国文人是不屑理会还是懒得理会？

　　黎鸣语录
　　■中国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祖国，人心却如一盘散沙，中国人有统一的方块字，却没有统一的宗教，甚至也说不上有明显统一的民族特征。
　　■西方人讲理性，中国人讲礼性。
　　■中国人不会因为说了假话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真”神。
　　■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到头来还是君子，还可以合作，中国人却是先君子后小人，到头来不仅合作不成，反而结下深仇，全都是小人。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做事。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象。
　　■中国有一座古老而巨大的文化垃圾，它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所谓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即是这个文化垃圾中的一系列称呼。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12日 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