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是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零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到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是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用烫汤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

　　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十一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攻”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

　　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又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跃起来。如果下午没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人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

　　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小说《人生》发表这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晨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税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演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用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忘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是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

　　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作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涉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即使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无义反顾的唯一选择。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颤粟。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时，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动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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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说来有点玄，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数，往往就缘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苍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是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动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往这本属巨人完成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消弱重新投入风影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

　　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题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

　　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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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沙漠——确切的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天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动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然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已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作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其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念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势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让人们忘记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地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这个问题之所以最先就提出，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

　　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动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认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涌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骤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系。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

　　但理知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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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特殊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路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此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幕和改头换面的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沉思潮，理论批评首行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一九八七年访问德国（西）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动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传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溥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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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在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传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主生活乃至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这主义文化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坏人作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门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看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险”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和另一个方面。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

　　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明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动非常的不满足，当然出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可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令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它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动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传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有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扁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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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于国内外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动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近不够了，因为其它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惨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陪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逝，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飘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郭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了。

　　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动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读者未见得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物头绪显然十分纷乱。

　　但是，我知道，只要主要的人物能够在生活和情节的流转中一直处于强有力地的运动状态，就会带动其它的群体一起运动，只要一个群体强有力运动，另外两个群体就不会停滞不前。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着转动。

　　对于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生活就是河床，作品将向四面八方漫流——尽管它的源头只是黄土高原一个叫双不村的小山庄。

　　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长扁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绵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选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情节。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情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择取应该是十分挑剔的。只有具备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考虑，即：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者造成一种契机，使其能够在其间对生活作广阔的描绘和深入的揭示，最后使读者对情节（故事）本身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揭示的生活内容更具吸引力，这时候，情节（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了，如果最后读者仅仅记住一个故事情节而没有更多的收获，那作品就会流于我们能党所说的肤浅。

　　阅读研究了许多扁长卷小说，基本搞清了作品所涉及的十年的背景材料，汇集和补充了各个方面的生活素材。自然就完全陷入了构思的泥淖之中。在此之前，有些人物，有些篇章早已开始在涌动，不过，那是十分散乱的。尔后，这就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不断组合、排列、交叉的过程；一个不断否定、不断刷新、不断演变的过程。

　　所有的一切都还远远地不能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需要一些出神入化的灵感。

　　苦思冥想。为无能而痛不欲生。

　　瞧。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在急迫地等待你安排场次以便登台表演。所有要进入作品河流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极次要的人物，你也不能轻视忽略，而要全神贯注，挟带着包括枯枝败叶在内的总容量流向终点。终点！我构思的习惯常常是先以终点开始而不管起点，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他（她）们的终点都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确定不了终点，就很难寻找他（她）们的起点，而全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也将很难把握他（她）们内在的流向。当然，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有一些人物的终点不可能在书的结尾部分，在某些段落中就应该终结其存在。

　　毫无疑问，终点绝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全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终点”上，人物、情节、题旨是统一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绝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到这里正好讲完了。即是最“漫不经心”的意识流小说家，在戛然而止的地方也是煞费心机的。

　　找到了“终点”以后，那么，无论从逆时针方向还是从顺时针方向，就都有可能对各个纵横交错的渠渠道道进行梳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约知道这张大网上的所有曲里拐弯的线索分别最终会挽结在什么地方。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放心地心情地把这些线索抖弄得便“乱”一些，以致将读者引入“八卦”之阵，使其读不到最后就无法判断人物和事物的命运。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书的全书结局部分。绝不能有广大的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来停下来细心阅览方可通过。

　　这些沟壑渠道曲里拐弯处就可能是作品断章断卷的地方。整体的衔接难，但要把整体断成许多“碎块”也许更难——因为这种所谓的“断开”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这是艺术结构机制中的辩证法。为了寻找总的“终点”和各种不同的“终点”，为了设置各种渠渠沟沟坎坎，为了整体的衔接，为了更好地衔接而不断“断开”……脑子常常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走路、吃饭、大小便，甚至在梦中，你都会迷失在某种纷乱的思绪中。有时候，某处“渠道”被你导向了死角，怎么也寻找不到出路，简直让人死去活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你额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也觉不得疼。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实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以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15

　　现在，动笔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真是奇妙！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关于“开头”。

　　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卖”的问题。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象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它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待。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读者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剧情”，人物的“亮相”和人物关系的交织应该是自然的，似乎不是专意安排的，读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作者一开始就应该躲在人物的背后，躲在舞台的幕后，让人物一无遮拦地直接走向读者，和他们融为一体。

　　但是，在一部将有近百个人物的长卷中，所有的人物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出现呢？还是要将某些人物的出场压在后面？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但我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比如《创业史》里和孙水嘴（孙志明）同样重要的人物杨油嘴（杨加喜）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如此重要的角以，在第一部蝓蟆滩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此人干什么去了？这个人物的出现过于唐突。

　　在我看来，在长卷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都能只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丰满。怎样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使尽可能多的人物出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情节的契机。

　　我为此整整苦恼了一个冬天，在全书的构思完成之后，从哪里切入是十分困难的。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后来，我就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但总算解决了。我把这个事件向前后分别延伸了一点，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我基本避免了简历式地介绍人物，达到了让人物在运动中出现的目的，并且实初步交叉起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它能使我尽快自由而大规模地展开或交织矛盾，进入表现阶段，不必了为介绍某一个新出现的人物而随时中断整个情节的进程。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有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久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粟。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

　　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

　　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苦。可是，其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争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岁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是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隐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赁天乐帮助我渡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是个白痴或没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村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经毫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中央委员。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例条件。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头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头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也面设施也相当有。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班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粟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传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工，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18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以令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是，它将奠定全书的倒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象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动可笑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撕下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地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定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是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可能有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世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热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这际的事。少年时，人还梦想我当宇航员，到太空去知捉一上“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

　　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为纸处，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记谙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扁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于是，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凉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不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19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堆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

　　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部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天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荣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20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人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是不狂妄。只有这各“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估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词”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动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少。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动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它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拉记起来。然后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传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在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

　　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揭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告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的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违犯。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挡，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就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音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人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作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犬儒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滩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动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妻子。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动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时，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古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窃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

　　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欢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上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呼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的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

　　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的高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产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处神对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动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拳得挪不开脚步。

　　躲在床上，有一种生命既将终目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录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老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