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两部本土制作堪称大手笔——莫言的《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和余华的《兄弟》（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都无可非议地引起了轰动，小说都有不能让人忽视的特别好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生死疲劳》的某些章节，《兄弟》（下）的故事。相比阿富汗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那本改改就可以当做好莱坞剧本的《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它们自然不够好读，在叙述方法上不能尽如人意，留下不少缺憾。不过说实话，《追风筝的人》好读是好读，但是格调不高。并不是感天动地的即一定是好作品。也许，今年最好看的纯文学作品当属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这本同样厚厚的小说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好看之名，10月，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敢于大声说话的作家。《我的名字叫红》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有别于读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的《蓝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月），《蓝山》不仅容量庞大，叙述分陈，还在于它整个氛围的博大厚重。从俄罗斯大地迁徙到以色列的第一代犹太人，他们开拓土地繁衍子孙的故事，这里有很多“奥雷连诺上校”。这部小说写得艰苦、粗粝、偶有癫狂，而正是偶有癫狂让小说谱上了“叙事曲”的调子。我非常喜欢那个老是把奶牛背在背上的舅舅！

    一个外国作家往往会给他国家的文学魅力定下调子，梅厄·沙莱夫正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不如阿莫斯·奥兹那么著名，但他的小说传达出了以色列文学的某种品质（正如耶胡达·阿米亥的诗歌带给我的）。读过阿伦德哈蒂·罗易小说的读者或许也会这样认为，在她的小说里，印度的迷人融化在充满想像力的阅读瞬间——只是我个人觉得，这种体验会在《卑微的神灵》（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里而不是《微物之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尽管前者不过是八年前的旧版而后者还是引进台湾版。

    好看不是一部作品高下的判断标准，但好看的作品势必能在读者那里赢得一个不错的印象分，对学术著作而言，这尤其重要。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和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2006年4月），一个考察成都的茶馆变迁，一个研究明清际代人物的书画作品，两本书都写得娓娓动人，没有常见的学术理论、学术名词，真正的深入浅出写法，这也是田野调查、艺术史的一种写法。同样，艰深也未必是判别作品高下的标准，《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和其后出版的汉娜·阿伦特作品《黑暗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意志》、《精神生活·思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8月）都是不可不读的发人深省之作。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些人这些书——捷克诗人赛弗尔特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在这些回忆录中，不仅有所谓八卦故事，更有所谓时代氛围及其个人智慧。也正是因为这些书，对我来说阅读是无法盘点的，不会因为出版时间作出个人阅读的划分。这也是我觉得为何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给我最大触动的原因：书诚然是一本本读的，更是一天天读的，在时间之中，区分了速食阅读、流行阅读以及经典阅读。对我而言，《雷蒙·阿隆回忆录》和《世界美如斯》都是将会带到明年去的书，这两本书引发的对法国知识群体的阅读、对东欧文学的阅读会波及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