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外交部长李肇星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当前中日关系的报告。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李部长来了！”

　　等候在外交部橄榄厅内的160余位参观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大厅右侧，刚刚结束与美国一家企业总裁会见的李肇星，正在和对方拥抱话别。然后，他面带笑容大步流星地来到公众中间。

　　4月15日上午，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迎来了自2003年以来的第三个公众开放日，而这也是外交部公众开放日制度化后第一次敞开大门，迎接中国普通民众的参观。这些热心的公众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通过网络报名的方式获得来外交部参观的机会，在此前外交部所做的调查问卷中，几乎所有参观者都点名“约见”外交部长李肇星。

　　“欢迎你们来外交部参观，我也想和大家谈谈心。”李肇星充满山东胶南味的普通话一开场，就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赢得了满堂喝彩。

　　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地走进外交部，实地了解中国外交，是李肇星出任部长以来的一大“发明”。“像这种公众外交，包括公众开放日的设立，都是在李部长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举办的，他非常重视外交为民服务。”外交部新任新闻发言人秦刚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出身农家爱读书

　　在山东胶南一中校长办公室的尹主任看来，校友李肇星当外交部长后热衷与民众互动一点也不奇怪，“他回到我们学校时就还是像学生一样，穿戴很朴素，和学校老师谈话也特别谦虚，没有一点架子。”

　　李肇星的这种行事风格，从他的家庭出身和后来的学习经历中大抵可以寻到一点渊源。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大珠山脚下的王家村，自幼家庭生活贫苦。小时候，因为王家村没有学校，李肇星是在姥姥家所在的瓦屋村读完小学的，他热爱学习在王家村和瓦屋村都很出名。此后，他在胶南一中度过了5年的中学时光。

　　据李肇星的高中同桌、青岛市海西职业学校校长沈乐亭回忆，读书时因为吃不饱，李肇星的母亲经常会挎着个小篮子，踱着小脚，步行5里路来到学校，给他送点小玉米面饼子什么的，“我们就跟着一起吃。”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中学时期的李肇星依然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外语和中文的表现尤其突出。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几乎他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提到了李肇星50年代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文章《越活越年轻的爷爷》，那篇文章曾经在当地轰动一时。而外语成绩的优秀，也使当时的外语老师万以咸非常喜欢他。

　　沈乐亭经常与同桌一起到河边读书，李肇星常常会爬到河边的柳树上去看书。此外，县城里的图书馆是中学时代的李肇星经常光顾的地方。“本来图书馆是给干部开的，不对学生开放，但肇星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图书馆那个叫王晶的阿姨。”沈乐亭说，他的同桌性格非常随和，拿到借书证后，他们三个人共同使用，除了他们俩，还有当时的少先队大队长宋文斋。

　　李肇星爱学习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在4月15日与公众的见面会上，他对在场的大学生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好，将来为祖国劳动，使我们祖国很快强大起来，特别要提的是，要有创造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劳动，因为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竞争，最主要的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言谈中语重心长，更是他自己成长经历的写照。

　　诗人“意外”搞外交

　　高考时，李肇星没有如愿进入一心向往的中文系就读，“意外”地被第二志愿北京大学西语系录取，成就了他今天的职业外交家之路。对于这个结果，无论是他的中学老师还是大学同学，都直呼“没想到”，在他们看来，从事文学工作才应该是李肇星最可能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郑土生是李肇星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他向《时代人物周报》回忆说，李肇星当年确实曾流露过将来“要写东西，写诗，当作家”的意思，大学毕业论文也与外语和文学相关，题为《狄更斯的美国杂记》。

　　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些年中，从小就热爱文学的李肇星没有荒废了写作，一直坚持在业余时间创作，因此赢得了“诗人部长”的美誉。1984年，在非洲国家莱索托工作时，李肇星为全国的少年读者写了一本散文集《彩色的土地——肯尼亚游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1990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定价1.45元。在这本小书的后记中，李肇星写道：“我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信念：我今天的读者将来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走得更远，见得更广，对祖国和人类的贡献更大！我常想：在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中，至今尚未出现登上月球和周游太空的人物，这使我有些遗憾。但毫无疑问，在今天的‘红领巾’中间，必将产生更有作为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星际游记’的写作者。”字里行间，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后来，李肇星又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2004年，智利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代表智利总统拉戈斯向李肇星颁发了聂鲁达百年诞辰“总统荣誉勋章”，并称赞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名出色的诗人。

　　李肇星还与“莎翁研究专家”郑土生等人一起主编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并亲自改写了其中的一章——《麦克佩斯故事》。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主业，所以署名“肇星”。“项目写完后，我们外文所的项目负责人赞扬说，‘哎呀，肇星这个人啊，搞外交可惜了，要是到我们这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郑土生说。

　　另据郑土生介绍，虽然李肇星上大学时志向不在外语，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外语的重视。“晚上在宿舍里，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而他们的另一位同学、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戴行钺则回忆说，当时李肇星经常与同学一起比赛背英语单词。

　　1964年，李肇星从北大毕业，恰逢外交部到北大西语系挑人，李肇星和其他几名同学被录取，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秦小梅。

　　口才和“笔头”俱佳

　　提到李肇星的口才，人们大概都会想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他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唇枪舌剑。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展现出的咄咄逼人和强硬态度让美国人很受震动。时隔6年之后，2005年“两会”期间，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李肇星，更是让人感受到了他出众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一时间被媒体传为美谈。

　　在参加4月15日的公众开放日见面会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孔泉“给”了他6分钟讲话时间，而李肇星足足讲了15分钟，其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不时引起现场公众的阵阵掌声。在提到“台独”总代表李登辉时，他用的定语是“那个挺坏的人”，而日本右翼政客经常去参拜的靖国神社，则被他称为“日本的大庙”。谈到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企图时，李肇星表示：“有的国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当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可以理解，谁不想提拔自己呢？”

　　“我从电视上还能看出他当年的情况。”沈乐亭说，上中学时虽然李肇星不爱言语，“唱歌好像是在念歌词”，但每当争论问题时，却总是寸步不让。

　　而在李肇星高三时的数学老师蒋树勋眼中，他的这个得意门生外语口才要比中文口才更好。“读书时我们觉得他说话不是很流畅的，你没发现他说话好像舌头挺大的？他外语口才比中文口才更好。”蒋树勋老师笑呵呵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文章写得比较好的人，在外交部工作的话就占先。”一位退休的前驻外大使说，在外交部工作要求的“笔头”好与通常说的还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要观点非常 》 》明确，分析透彻，证明论据要实实在在，文字要精练、简短，条理清楚。

　　李肇星的英语口语运用自如，这在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在外交部工作初期，他曾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师从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那段学习经历使他的外语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那位大使说，当外事工作中遇到交锋的时候，口才好就显得更加重要，“意见不同了，观点不一样了，交锋起来，讲话就要求犀利得多了，速度要快一点。如果外文掌握得不好，人家讲了十句，你三句都讲不出来，气势上就给人家压住了。”

　　显然，无论是口才还是“笔头”，李肇星都“占了先”。

　　言语犀利的李肇星被国外媒体归为“鹰派”，他的同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显然对这个称呼不甚认同，他说，“我们的外交不能用鹰派或者鸽派来反映，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正确的主张，主持正义，同时坚决维护我们中国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主张正义，这是我们外交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所在。所以，我想，李肇星部长也是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做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执行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对李肇星工作风格的评价是：“该说硬话的时候毫不含糊。任部长后第一次约见美国大使时说话非常强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平时在工作中跟大家关系非常好，跟他共事的同事也非常愉快。”

　　“水到渠成”任外长

　　如果从1970年被派驻非洲工作时算起，到2003年就任部长，李肇星整整走过了33年。这期间，他曾担任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随员、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长、新闻发言人、部长助理、驻联合国代表、副部长、外交部党组书记和驻美大使。

　　李肇星在外交部的工作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9年的非洲工作经历；二是11年的新闻司工作；三是总共13年的联合国全权代表、驻美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工作，后一阶段多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在一位前中国外交官看来，李肇星的履历完整，锻炼全面，“他当部长是很自然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也表示，作为一个外交官，任何一个部门的经历都非常重要，在非洲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同时对外交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和锻炼。“李部长在非洲工作了9年，这对他的个人成长、对他的历练，我想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他之后能够承担更广泛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使馆通常工作人员很少，一般从办护照到处理侨务等大事小情都由有限的几个人做。李肇星到莱索托工作的时间是1983年，当年4月30日中国刚刚与莱索托建立外交关系，他到那里承担起了开馆的工作，任务相当艰苦。在《彩色的土地》一书后记中，李肇星说，非洲的那段经历“可能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

　　而新闻司则是外交部公认的最培养人的地方，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都是从新闻司走出来的。李肇星做了5年的新闻发言人，是历届发言中时间最长的。

　　“到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啊，是逼上梁山，逼着你进步，因为只能干好，不能干差。”上文提到的那位中国前外交官表示，新闻发言人位置上的历练，对李肇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现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和秦刚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部长身上具备作为发言人来讲很突出的地方，一些他做发言人时的重要经验，对我现在做新闻发言人也是受用无穷。”刘建超说，新闻发言人必须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我们的方针政策，同时能够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的主张。而在4月份刚刚出任发言人的秦刚则表示，担任新闻发言人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等，“只有把政策理解透彻了，应付一些问题才能做到恰如其分。”

　　李肇星本人也曾表示过，“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事实上，如同大学经历改变了李肇星的人生之路一样，在外交部三个不同时期工作的磨练，也为他后来当选外交部长做了很好的铺垫。不过，外交部新闻司虽然出过一些拔尖人物，但只有李肇星像钱其琛那样，从发言人最后升为外交部长。

　　李肇星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新闻司工作时，钱其琛是他的领导。《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李肇星常随同江泽民和钱其琛出访，这显然对他把握高层的决策意图，特别是钱其琛的外交策略与风格非常有利。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外交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重点和中心，中国首先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外长人选。而李肇星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从1993年起相继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不仅与部分美国政要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还经历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一系列事件，既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又有应对危机的经验。

　　外交部“公众开放日”

　　2003年9月6日，外交部首次尝试对公众开放，35名来自“外交论坛”网站的网友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部的首批参观者。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部长助理沈国放等在迎宾大厅门口列队迎接，外交部也由此成为中国各大部委中首个对公众开放的单位。当时，副部长戴秉国就曾表示，外交部向公众开放，“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时隔一年后，2004年6月20日，外交部第二次对普通公众敞开大门，与第一次相比，受邀公众的来源更为广泛，除了“外交论坛”外，人民网、新华网等论坛的热心网友、大学生、宏志中学的师生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工人农民代表共108人，都得以与中国外交亲密接触。外交部部长李肇星、部长助理沈国放等与公众共话外交。此后，外交部还曾为学生搞过参观专场。

　　在2005年4月15日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中，新闻司司长孔泉介绍说，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是第五次，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开放，应该是第三次。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16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

　　孔泉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表示，外交部公众开放日已经开始机制化，报名方式也正在逐渐灵活多样。与以往几次不同的是，本次开放首次采用公开在网上报名的方式，而且在参观之前，外交部专门向参观者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根据反馈回来的133份问卷对此次参观做了适当的安排，比如公众强烈要求“会见”外交部长，虽然李肇星公务繁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与参观者见了面。而所谓机制化，就是这种公众开放日活动今后每年固定举办两次。

　　在第三次开放日活动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西亚北非司长翟隽分别就公众关心的中日关系、今年年初解救在伊拉克被挟持的8名中国人质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回答了5位公众的提问。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初期使用的国玺、国书也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亚洲司司长崔天凯谈中日关系(节录)

　　中日关系一言难尽，简言之，两句话：非常重要，非常困难。日本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现在一共有1000多对友好城市，有226对是在日本，关系密切到不能再密切了，但是现在又非常非常困难……

　　这几天，几乎天天会见日本人，找我，让我们赔他们的玻璃窗什么的。昨天我与日本外务省一官员谈了七、八个小时，就要我赔。我就火了，我说有人砸了你几块玻璃就天天和我谈，你们当年侵略中国时杀了我们多少人，你怎么不谈？(掌声)

　　两个礼拜前我在东京，他们和我谈安理会改革。我说你先别和我说这些，你大老远的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数数这个票也不少，但我告诉你，这没有用，你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首先要取得邻国人民的认同，你如果有这个精力，到邻国多做做工作……但是从我们来讲，现在面临着中日关系的困难，要解决，因为不解决，对我们国家利益也没有好处。

　　欢迎大家在网上多发表点评论，多给我们支持，也给我们出点点子，跟日本人打交道，还有什么高招。

　　西亚北非司司长翟隽谈解救人质(节录)

　　1月18日，从当晚开始，夜里12点、第二天5点、中午1点各一次，我和伊拉克两家主要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直接连线直播，每到正点新闻的时候，就在电话上接受采访，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些绑架我们同胞的人传递有关信息……我用阿拉伯文和他讲，讲的什么呢，讲这8个人是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为任何外国公司办过什么事，这8个人是到伊拉克去打工的，也对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敌意，希望善待，释放这8个人。讲好话吧就是，多说点好话，毕竟人在人家手里边呢……

　　第二个阶段，绑架者说了，48小时，不答应要求就杀人。虽然先前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有没有效果，我们也没有把握，到了那天，人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比较紧张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外交部的压力都非常大，因为这种事情，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救人的工作、一项普通的外事任务，它已经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有关领导紧急召开会议，做出两个重要决定，第一个是派特别工作小组，马上到前方去，实地参与解救；第二是派人到福建平潭县去慰问这8名同胞的家属，体现我们外交部对他们的关心。会开完以后，我作为工作小组组长第二天就出发去巴格达了……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说，感觉上还是有点悲壮的。因为平常走的时候，也没人太关心，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主动地自发地到楼下给我们送行，平常是不送的……

　　李肇星部长致辞(节录)

　　欢迎大家来到外交部。

　　……

　　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首先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13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同台湾有任何的官方接触和往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不久前那个挺坏的人，台独分子总代表李登辉到日本进行了严肃的交涉和斗争……第二个问题，历史问题，日本有个大庙，叫做靖国神社，里边供着大约260万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官兵的亡灵牌位，这也罢了，关键是里边有 14个二战时的甲级战犯，其中有4位，在日本侵略我们东北三省的时候，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有3位担任过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现任官员去参拜，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现在，也知道大家也有一些想法、情绪甚至行动，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说如果你是学生，那么学习好，将来为祖国劳动，使我们祖国很快强大起来，特别要提的，要有创造性的劳动，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竞争，看起来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如果你是企业家，我认为就应该把企业办好，多给国家交税；如果你是运动员，多为祖国拿奖牌……

　　最后，联合国改革，这个事情大家也很关心。有的国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当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可以理解，谁不想提拔自己呢？……(日本入常)必须得到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不管哪个方案，最少128票。票不到，免谈……我们一定努力地参加这个民主讨论，讨论的时候应该是讲道理、摆事实、讲法制，但是关键还得多交朋友。比如说能够交到65、66、67个，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交到128个，什么事都没有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铁血柔肠李肇星

　　本报记者 孙彦德

　　59岁的弥震是甘肃省庆阳市汽车运输公司的干部，为了参加4月15日的外交部公众外放日活动，他从庆阳坐车到咸阳，再从咸阳到西安，然后从西安乘火车来到北京。谈到对李肇

　　星的印象，老人一脸的笑容：“看到他对大家这么亲切，我感觉到，他是能代表我们中国。我原来没想到他会这么平易近人啊。”

　　熟悉李肇星的人，大抵都会认同他是个“性情中人”的评价。在外交部公众见面会现场，面对近乎追星似的拥挤，李肇星始终面带微笑，频频挥手致意，还专门与年长的参观者单独合影留念。这位从胶南田野里走出的外交官，身上洋溢着山东人的豪爽和侠骨柔肠。

　　富贵不忘本

　　20世纪60年代末，广东汕头的牛田洋农场曾发生过一场悲壮的事件：为保卫围海造田的劳动果实，很多解放军战士和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被滔天的巨浪所吞没，当年不到30岁的李肇星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段经历曾被李肇星在后来反复提起，他对当年同学和战友的情感洋溢在一次次的讲述和诗作中。

　　到外交部工作后，每逢春节或元旦，他都要给老师和学生时代的好友寄贺年卡或打电话拜年。而家乡的老师或同学来北京，只要没出差，他肯定要挤时间和他们聚一聚。2002年适逢母校胶南一中50周年校庆，当时已是外交部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的李肇星，除发了贺电外，还专门为母校写了一首校歌《美丽的胶南一中》，并请作曲家谱了曲。

　　蒋树勋老师至今还记得，有一次，自己的“学生”在周末早晨回学校看望他，在轻轻敲门后见没有反应，就跑到操场上和小孩一起打球。“我当时吃完早饭出去送垃圾，问他怎么不进屋，他说刚才怕打扰老师休息，就在这里等着。”那时的李肇星已经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他特别尊敬老师。”蒋树勋说。

　　胶南一中前任校长王锡林则向《时代人物周报》讲了另一个小故事：在李肇星担任驻美大使回国探亲时，他的校友、时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的丁桂阁约他到青岛去聚一聚，丁桂阁当时在开会，就派秘书到机场去接。秘书眼看着机场出来的人都走完了，也没看到他“想象中的李肇星”，只看到一个穿得非常普通的人像在等人，但怎么看也和自己想象中的大使划不上等号，于是就冒昧地问：“你是李肇星吗？”对方回答，“我是啊。”

　　满怀报国志

　　刘建超用“感情非常丰富”来形容自己的现任领导，除了个人情感之外，李肇星对国家也充满了感情，“我觉得他以满腔的热忱和对祖国的这种热爱，来从事他所从事的工作。”

　　学者王逸舟说，李肇星属于好学习，很勤奋的人，他出身贫寒吃过苦，个性很鲜明，他在对美关系上有时看上去强硬的立场正是他爱国的体现。“作为一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也很敬佩他的个性。”

　　郑土生回忆，读大学时，一个星期天他和李肇星一起去爬长城，“当时我们意气风发，谈了很多想入非非的事情。”

　　“当时我们就谈到，咱们国家有灿烂的文明，长城就是明证，现在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强大起来，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正值经济困难时期。40余年过去了，与李肇星爬长城时的畅想，郑土生教授至今记忆犹新。

　　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这位部长平易近人，非常随和，也非常的诚恳，是充满热情和坦诚的一个人。偶尔的闲暇，他就到外交部内的各个单位，和年轻人打打乒乓球。“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外交部公众外交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他特别可爱，特别和蔼可亲。”

　　家庭好男人

　　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是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秦小梅的父亲秦力真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挪威、赞比亚、瑞典、新西兰的大使，据说秦力真向来喜欢文笔好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曾做过刘少奇的秘书。

　　对于有人认为李肇星进入外交部是不是因为有靠山的缘故，郑土生坚决予以否认。郑土生说，一则李肇星的岳父当时在外交部职位并不算高，当的都是驻小国的大使，后来回国后当过礼宾司司长(一说是领事司司长)；二则读书时李肇星和秦小梅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明显”。

　　读书时郑土生是团支书，李肇星是班长兼团支委，秦小梅也是团支委，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完了就完了，我当时没感觉到什么。”但郑土生记得，“有几次，他们两个约我去散步，我们都是班级里的团干部，一边散步一边研究工作嘛。”

　　一起分到外交部后，李肇星在新闻司，秦小梅在国际司，两人经常一起出差。郑土生坚持认为，他们俩是到外交部后因为接触多了才开始恋爱的，“我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在出身于外交世家的秦小梅眼中，虽然李肇星不会干家务，但却是一个好丈夫。在与外交官丈夫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彼此鼓励，彼此帮助”。

　　在外交部，部长与夫人一起手拉着手散步的画面曾经被传为美谈。当时别人以为前面走着的两个人是一对年轻人，走近一看，居然是部长夫妻俩。

　　关于婚姻，秦小梅曾对记者这样谈过：“爱情之树如果想永远枝繁叶茂，就必须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并且将爱情转化成亲情。有了这种扎根血液的亲情，无论有什么样的风吹雨打，都无法割断它。”

　　他们的儿子李禾禾现在在美国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工作，在2003年12月一次与网友畅谈中国外交时，李肇星提到了他的儿子：“我的儿子就和我不一样，他可能将来就愿意干他自己的事情……他不大可能当公务员了。原因之一，我想他兴趣不在这儿；第二，送孩子到国外上学不一定都是娇生惯养。”

　　早在2000年5月，当李禾禾还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时，身为父亲的李肇星就曾以一首诗表达对儿子的嘱托：别忘了你是谁/你是朋友的朋友/你是亲人的亲人/你是祖国的儿子/这是一切的根。

　　外长三味：诗、笑、泪
　　
    特约记者 张晖

　　“我们都知道您有‘诗人外交官’的称号，我个人非常喜欢您的诗。那么请问您担任外长以来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就此有感而发的诗作呢？”

　　这是2004年3月6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向李肇星提出的问题，那是他第一次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在“两会”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正是在那次记者会上，我第一次与李外长面对面的接触，向他提出了这个外交范畴以外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我带来了日后接近这位才情横溢、幽默机智、铁骨柔情的外交部长的机会。

　　提完问题之后，放在书包里的手机开始振动，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从电视转播中看到我的提问后发来的一条短信，只有一个字：酸。这个略带酸意的问题让李外长面对着数百名中外记者，面对着亿万中外电视观众坦陈胸臆，直抒爱国情怀。他说：“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唱自己祖国的诗。70年代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就想写，到了联合国去工作才写了初稿，后来到了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扬州，看到了有两句歌颂古代一位民族英雄的对联，叫做‘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才决定把它定稿，并且发表，这就是《青春中国》。”

　　以诗言志

　　李外长在外交部工作的40多年里时间里，写过200多首诗，他走过的许多国家，都留下了记录他的足迹和心路历程的作品，而他的全部诗作都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青春中国》则是他那颗赤子心的鲜明写照，在诗中，李外长把祖国比作一位朝气蓬勃、纯真可爱的青年人，他以诚实的劳动营造自我，他平等地在全世界寻找朋友。诗中写道：“万千佳丽中/惟有你不施脂粉/一片纯情/光采照人……你是青春，百十山岳间/惟你天开地阔/平等中寻觅挚友/以诚实营造自我……你是中国！”

　　诗是我与李外长面对面的一块敲门砖，也是我与李外长熟悉起来的一条纽带。在那次记者会后不久，李外长随温家宝总理踏上了出访西欧之旅，我也有幸作为随团记者成为代表团中的一员。行程中，我向李外长自荐说，我就是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酸”问题的记者，他笑不作答。

　　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李外长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提的问题，但不好意思的是，他记住了问题，却忘记了提问者，为了弥补这一“过失”，他特意把那次出访行程中所作的诗拿给我，并神秘地告诉我：“你是第一个读者，明天要提出意见，记住只准提意见！”

　　他一共写了四首诗，有充满稚趣的《布鲁塞尔儿歌》，有略带伤感的《造访无忧宫》，还有气势恢宏的《我的佛罗伦萨》。有的是在颠簸的石子路上写就的，有的是在飞行途中创作的。其中“小于连大尿一泡，布鲁塞尔声望提高。比利时啤酒用小儿撒尿招揽顾客”以及“名曰‘无忧’，实则多愁。两度浩劫天下，草木亦当知羞……蹉跎世纪为鉴，居安亦应有忧”的诗句始终在我脑中萦绕。访问结束后，我得到李外长的授权，在《世界新闻报》上独家发表了他的这四首新作。

　　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

　　和李外长在一起，从未感觉到他是一位部长，他的平易近人和谦和幽默就像是家中的一员，也像是身边的一位智者。和他在一起总是充满了欢快，充满了笑语。2004年6月，我再次有机会与李外长同行，前往欧亚四国访问。

　　由于日程紧张，行程劳顿，加上工作压力极大，我们这些随团记者每天只有两到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工作的辛苦写在了我们的脸上，也没逃过李外长的眼睛。有一天，他见到我们这些随团记者，就招呼我们说要给我们讲个故事，但声明故事内容不针对女性记者。我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倾听着李外长的讲述：有人问拿破仑，为什么他带的兵如此骁勇善战，无往不胜。拿破仑自豪地回答说，“我的兵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只有妇女和傻瓜每天才睡八个小时的觉。”

　　故事一脱口，大家就笑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从记者圈扩大到整个代表团，李外长逢人便问“昨天你睡了几个小时？”知情者笑而不答，不知者总是被李外长带进“沟”里。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餐时不经意地问李外长：“您休息好了吗，睡了几个小时觉呀？”李外长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小时五十九分！”

　　后来，我再次见到李外长时，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拿破仑要向大家道歉，他说的话是完全错误的。

　　一次出访三次落泪

　　有人用“鹰爪”形容李外长的外交艺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李肇星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那次危机中，李肇星被美国传媒认为是“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李肇星“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让美国人印象极深”。

　　而我看到的李外长却是充满柔情的。2004年11月，李外长作为主要陪同人员随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在那次访问中，这位“强硬”的汉子三次落下热泪，让我感到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性的部长就在我们中间。

　　古巴是胡锦涛主席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正当出访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卡斯特罗不幸摔成重伤的消息。他的左膝盖骨摔裂成八块，右臂也骨折了。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对于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来说，受伤后仅仅一个月就要会见胡主席，他的身体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心。然而，富有传奇色彩的78岁的卡斯特罗左手拄着拐杖(卡斯特罗说，拐杖是前一天晚上特意赶制出来的)在警卫人员的帮助下，吃力地从轮椅上站起身来，那是他摔伤后第一次站立。

　　当古巴和中国的国歌相继奏响，卡斯特罗的左膝因承受不住身体的重负而开始不住地颤抖，但他依然威严挺立，神情肃穆。看到如此情景，李肇星外长难掩内心感动之情，当场潸然泪下。

　　在那次出访过程中，胡锦涛主席的礼宾官——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罗林泉也让李外长泪水夺眶。

　　在整个行程中，胡锦涛主席一共要参加108场活动。而对于礼宾官来说，在每场活动前都得亲自视察场地，容不得半点差错。而就在胡主席出访前的10月31号，罗林泉81岁的老父亲因车祸重伤入院。这个不幸的消息从苏州传到北京，使正在紧张筹备出访工作的罗林泉如坠深渊。身为家中长子的他，得知消息后心如刀绞，他动过回去看望老父亲最后一面的念头，但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他忍痛对家人说：“一旦不行了，就将父亲的遗体送去殡仪馆，待我回来后再办理丧事。”为了期盼远在万里之外的儿子早日归来，见上最后一面，老父亲只能靠机器和药物维持着生命，危重时每分钟的心跳只有20到30下。为了见上这最后一面，父亲的医疗费每天要花上一万元。

　　罗林泉在出访过程中承受着这一切，不让下属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人。在访问行将结束的时候，礼宾司的其他同志实在忍不住了，将罗司长的家事透露给了李外长。李外长听后泪如雨下，当即打电话给苏州外事办公室，希望他们竭尽全力维持罗司长父亲的生命，以便能让罗司长看上父亲最后一面。他还恳切地说，“一旦出现意外，以我的名义献上花圈。”

　　罗司长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回国的专机上，给李外长写了一行朴实的字，“李部长：十分感谢您的鼓励，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今后将继续努力工作。”专机上，李外长泪眼模糊地对我说，希望用我手中的笔将罗林泉的事迹宣传出去。

　　最让李外长激动的还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在那次拉美之行中，与出访各国进行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是访问的重点之一，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商务部和外交部的肩上，经胡主席授权，李外长与北大校友薄熙来部长等参加了与阿根廷的谈判。李外长向我们讲述说，谈判从16日晚上8点50分一直持续到17日凌晨2点27分，6次中断，又6次恢复，有一对一谈的，有七对七谈的，有生着气谈的，有笑着谈的。

　　谈判最终胜利的时候，李外长泪如潮水，他再度将这奔涌的热泪化作了热情的诗句：

　　凌晨，两点二十七

　　异国首都，一片沉寂

　　收获了心境的平静，失却了应有的睡意……

　　十万里外的祖国啊！

　　奔涌的热泪向你致意

　　凌晨，两点二十七

　　在他乡大地播种友谊

　　赢得了可贵的平等

　　捍卫了朴素的真谛……

　　泪光难及的祖国啊！

　　骄傲地为你憔悴

　　幸福地为你美丽

　　我们虔诚地跪下来，请你检阅儿女的善良、坚毅！

　　读着这诗句，我的泪水也涌了上来。

　　（ 本报记者 孙彦德） 

    文章来源：时代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