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中国的青少年们正在打破这个国家几千年的传统，向他们的老师挑战，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胆大妄为”得益于互联网，他们从网上得到的丰富信息鼓舞了他们去做以前不敢做或没想到的事情。

　　他们穿着欧洲足球明星的球衣，每周从网上下载最新一集的电视连续剧《越狱》，听50美分的音乐，看日本漫画，眼下，中国的这新一代高中生，尤其是所谓“90后”的一代，正在直接融入到国际文化中去。他们对老师，甚至社会和政府构成了新的挑战，而一些学校，正在欢迎和回应这种挑战，作出有重大意义的改变。

　　天地多大，思想就有多大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Peter Ford的报导说，正是这一切，给予了中国的孩子们形成他们的新观念、新想法。而这些新观念可能有一天能够改变这个国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副院长孙云晓（Sun Yun Xiao,音译）说：“互联网给中国孩子插上了翅膀。”

　　许多青少年都在用这些“翅膀”来挑战传统的观点，例如，他们应该如何学习，以及怎样看待尊重教师的问题，等等。赵红霞（Zhao Hongxia，音译）是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年轻教师，他就说：“如今的学生问你‘为什么？’如果你说不出一个好的答案，那么，他们就不一定会接受你的解释。我们那个时候，全听老师的，认定老师说的全是正确的。“

　　刚满18岁的北京高中生佟虎（Tong Hu，音译）说，这一批“90年代后”的中国青少年与他们的前辈“非常不同。”怎么不同？他解释说：“我们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我们之前的几代人除了学习，其他的都不懂。”

　　这种看法可能偏激了点，但是，从根本上，孙先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他说，“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孩子更有信心，有更多经验，而且，他们肯定比他们的前辈更勇敢，有更好的准备面对挑战。原因是他们有网络做为他们学习的方式，而且，有更多旅游的机会。他们有更多获取知识的方式。”

　　从书本还是从整个世界学习

　　近年，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飞速增长，站在这个变革前沿的，一直是想尝试国外生活方式的年轻人。1999年时，中国只有400万网民；到去年年底时，已经多达1.37亿。

　　根据孙先生的研究中心于去年做的调查，7到15岁的中国孩子中，超出70％的至少使用过网络一次。这个数据是2005年的2倍，而且，如果把受调查范围缩小到都市青少年，比率则会上升至87％。如今，超出一半的城镇青少年家中有网络连接。

　　这给了他们扩展自己思想的机会和天地，这是现在的教师的童年时代无法比拟的。现在在一所北京大学培训教师的李詹尼（Jenny Li）说：“我是从书本上学知识。这些孩子是从整个世界学到知识。”

　　赵小姐说，这使得教导他们的难度更大了。她抱怨说：“在课堂上，我有时很难让他们保持注意力，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得很多。老师们也必须扩充自己的知识。”

　　如果，只教书6年的赵就觉得跟不上她的学生了，那么，那些年纪更大的老师来说，更是经常不知所措。天津一中是市内的重点高中，在该校执教的年轻教师严明（Yan Ming，音译）说：“许多年过40的老师，都对他们学生拥有的新知识，以及他们对学生缺乏控制，感到不安和不习惯。”

　　教师们也要适应不断进化的课程。自1997年以来，一系列教育改革使中国教育系统从原本的机械性记忆的学习方式走向一个更强调独立思考的西方化的教育方式。

　　北京师范的王五星（Wang Wu Xing，音译）教授说：“我们正从一个以教师为中心的方式，走向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如果我们想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我们需要数百万好学的和拥有独立创意的人才。这些新一代的学生会开发出自我探讨事物的能力。”

　　允许学生说出与官方不同的话

　　走在这股前卫潮流的，有天津一中。这所学校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今年，校方打破常规，实验一种新的历史课课程。严先生说，在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话题上，首次允许学生们写出与历史课本上的结论不一样的论文，让学生涉及那些过去不让碰的政治和学术禁区，例如，对义和团起义和殖民帝国势力之间对与错的评价。

　　严老师解释说：“如果他们的文理通顺，就能取得高分。”不过，到目前为止，试验还很有限，例如这类可以有异议的历史考试，只在天津3个学区里的初中试行过。他还说：“会不会在高考时，也允许这种写作，尚无定论。”

　　不过，该校的退休历史老师王彰民说，对于这些满怀雄心壮志、渴望考上全国顶尖的名牌大学的学生来说，高考太重要了，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越雷池一步去冒险，生怕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这种害怕导致不愿意改变。在天津市，那些为自己的学校有很多毕业生考上重点大学而自豪的中学老师们说，即使是优秀的学生，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他们根本不敢违抗老师的要求，不敢花太多的时间涉猎指定课程以外的课题。

　　高考第一，突不破的禁锢

　　在那些更普通的中学里，老师也总是要求学生们不要涉及无关高考的题外内容。

　　17岁的习海新（Xi Haixin，音译)是北京一所高中的毕业生，他说：“我们在课堂上没有多少辩论。有时候，我们想要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老师有太多的内容要教，所以就把要讨论的问题搁下了。”

　　当然，习海新也意识到，对一个班上有50或更多学生的老师来说，开展课堂上的辩论也是很困难的。而在中国，这样的大班，太普遍了。

　　习海新还说，即使他的老师不高兴，他们还是要上网，上网也已经改变了他和他们这一代人。他说：“现在，我们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他还说，他是迈阿密热浪队的拥泵，他最喜欢的音乐是节奏蓝调（rhythm and blues），他最近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是“蜘蛛侠3”。他还说。与他年龄相仿佛的青年们看的，听的也都一样。“收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

　　王彰民老师说：“学生们接触了外国文化，他们肯定会变得更具有全球性和国际性。”

　　这个全球化的一代中国人将如何改变中国的面貌，在研究中国年轻人的学者中，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托尼胡（Tony Hu）觉得改变是很有限的，他说：“我不相信我们的个性是可以大大改变环境,中国的这一套已经沿袭很多年了。而且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只能让环境改变我们，因为我们要生存。”

　　孙云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他对改变抱有更大的希望。他说：“在90年代后出生的孩子有很强烈的参与感，他们的民主意识更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天津市第一中学工作的严明老师的态度是等待和观望。他说：“如果这些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机会，以不同方式来思考，发生的影响，也和在西方国家是一样的。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创意，他们就会自己更好地解决问题，他们也不再是只会做那些人家告诉他们怎么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