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兴儒，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位老师、同学们、朋友们：

     首先，感谢北大和北大学生会给我提供的这个宝贵机会以及无私的帮助。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老师对我的关注。我是一个来自东北农村，没有文凭、没有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三无人员”，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一定要珍惜它，对得起社会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对得起在座的各位。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讲的是我最近两年来，一直在反复考虑的一个文化构想，百年兴儒的战略构想。这个目标很大，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是不现实的，但我不这样看，我希望每个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

上个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所以，我也不再多说。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处在最黑暗思想最愚昧的历史时期诞生的。它的胜利，说明了一个社会要想持续地向前发展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做指引，没有强大的 先进的文化理念，一个社会是无法前进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五千多年前尧舜禹时期，中国便初步形成了执政为民的政治文化理念。《论语》中记载，尧在禅让的时候对他的接班人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上天把治理国家的使命交给你，那么，你一定要诚实地执行中道原则，实现百姓的富裕，如果百姓穷困，那么，你的使命也就终结了。舜在禅让的时候，也这样对禹说。商汤也曾说过“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我一个人有过错，请上天惩罚我自己，不要惩罚我的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不在他们，而是自己没有管理教化好。实际上这就是执政为民的精神体现。

周朝时，中国文化更加繁盛。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公平自由的登上历史舞台，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正是有强大的先进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上古先民门才开创了璀璨的人类文明，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治世理念的统一，这也使中华民族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鼎盛。

反观西欧国家的封建历史，虽然短暂的，却很失败，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制度上，而是文化上。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神权思想控制着整个社会，不允许百姓质疑和反抗。神权的钳制和愚弄，让人民的思想被愚昧，智慧被蒙蔽，这样的民族，自然要失去创造历史的动力。

一个社会要改变落后局面，首先不是从经济上，也不是制度上，而是从文化理念上。所以，要打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需要文艺复兴运动，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貌，建设一个崭新中国，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化是为推动社会的前进服务的，这是文化的根本目的。对一个国家而言，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有确立统一、先进、强大的治世理念，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先进和强大。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的。历史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流思想的高度统一和儒学思想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创造辉煌的瑰宝。

民族要复兴，首先民族文化一定要复兴，要历史地实现现代化回归，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前提。这个文化理念依旧是以儒学为基础的民族传统文化理念，也只有这个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只要我们正确解读《论语》，我们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学思想是唯物主义方法论，它是科学进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这样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当前社会，也同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儒学思想把人的素质作为社会发展的第一因,通过不断学习来追求进步;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以仁爱利他为做人的出发点。以中庸为方法，追求和谐为目标，实现事物的整体进步。任何一种思想理念都必须要适应历史发展需要，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给社会以现实的智慧的指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思想理念就要被时代所抛弃，也自然要失去价值。儒学思想也是如此。唯物主义在当代如果不融入人文思想以便更适应时代，传统民族文化回归也一定要用唯物主义进行科学定义才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用辨证唯物主义对《论语》进行解读，是儒学思想回归的必然之路，也是丰富当代治世理念的最佳方法。

为政以德、执政为民和保持为政者的先进性，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也是儒学倡导的核心政治理念，这在今天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意义更加重大。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文化思想为依托，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是很难的。中华民族长久以来能战胜千难万险，自强不息，就在于我们有强大的民族思想，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力量来源于儒学思想，其积极进取的巨大社会责任感和敢于赴汤蹈火的自我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克敌制胜的法宝，而这又恰恰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缺少的。当我们经历曾经的思想动荡，迷茫与狂热，重新审视祖先留下的思想时，我们发现了更多宝贵财富。历经两千年后，我们的民族依旧需要韬光养晦，需要和谐中道，需要更多德才兼具，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正人君子。复兴儒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表现，是树立正确民族主义观的需要,更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今日之世界，联系更加密切，竞争更加激烈，不同民族之间更需要博爱宽容，需要和谐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思想不仅适合于中国，更适合整个世界。儒学思想不仅没有过时，更应走上时代的最前沿。

近百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学思想离我们越来越远。儒学思想是中华民族骨子里流淌的血，是喂养我们的母乳，没有了儒学，我们就不再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不再是中华民族。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悲哀的耻辱的民族。我们决不要守着宝贵的思想财富而毫不知觉，还要向别人去乞讨。那些动辄西化的思想是完全错误和也是必须禁止的。近二十年来，经济大潮的冲击，令中国社会思想急速分化，疲惫不堪，拜金主义、盲目崇外、空虚浮躁等不良思想风气已经成为危害社会主流思想的毒瘤。中华民族文化一定要复兴，要强势回归，这个历史进程是不能再推迟下去了，向后推一天，民族复兴就要向后推迟一天。

新文化运动后，儒学中断，至今已近百年。百年兴儒文化运动，这是我两年来一直考虑的问题。百年兴儒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要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在中国重新确立儒学治世理念，完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第二个含义是要为中国树立百年以上的统一的治世理念，给我们的后代指引一条正确稳定的发展道路。实现以文化的统一促进民族统一，以民族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从而实现民族的最终复兴。我相信百年兴儒文化运动将成为与新文化运动具有同等历史功绩的伟大的文化事件，必定会给中华民族注入更大的动力，加速历史前进步伐。

这个文化工程是很艰难的，不是一个人，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确立的。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我衷心地希望国家能早一天把这个文化工程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让全社会的力量一起行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西方民主理念可以影响世界，儒学文化理念同样可以影响世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现在是传统民族文化回归的黄金期和关键期，越早进入，难度越小，对国家越有利。

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人，做着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相符的甚至会被世俗嘲笑的事情，但我相信我是正确的。社会可以存在分工上的差别，对社会的贡献可以有大小差别，而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不应有差别的，任何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要对国家负责。“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避之”，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让我一直无法停歇下来。走向社会十年来，虽历经坎坷磨难，却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时刻观察和思索人生和社会等诸多问题，并下决心要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奋斗终生，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生。

我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自身的实践行动，来唤醒我们所有大众对民族与社会的责任感，唤醒我们脆弱的信念与理想，唤醒我们战胜一切苦难的无畏精神。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大为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今天在这里演讲，我希望能北大以及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积极投身到这个伟大工程中来，发挥知识分子引领时代进步的伟大作用，创造新的历史。最后，忠心希望中国当有有志青年要承载历史使命，不要错过创造历史的伟大机遇，团结起来，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希望今天，2007年5月17日，能社会铭记，被历史铭记。

谢谢大家！

谭景伟

                                  2007年5月7日   

二、我用实践经历与唯物主义对论语主要概念解读

我是一个命运多舛，屡受挫折的人。3岁的时候，险些夭折，13岁的时候，险些被马踢死，经历了幼时的病痛，中考高考的失利，在广州没饭吃的绝望，经历了扛包、做推销员、摆地摊、到十年保安最底层的社会生活。这样的经历让自己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这样的经历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论语》是一本语录，是孔子教导弟子以及与时人交谈的记录，这样的特点，也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特殊的，神秘的，而是每个人都应该也一定能读懂的。《论语》的智慧是指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孔子的弟子就是我们今天大众的缩影，他们身上的缺点毛病，在我们身上也同样存在。孔子教导他们的方法，也是教导我们自己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的正确与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事实来验证的，用自己的实践来读懂它。每个人都是《论语》最好的试金石，都能从《论语》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智慧，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所以，当2005年，我决心解读《论语》的时候，我想我要带这个头，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去验证她，现身说法，给大家最实际的启发。现在，我就要从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论语》对自己的改变上来和大家做个交流：

我是一个性格非常正直，很有责任心的人，可脾气却不好，容易动怒发火，而且心态也不好，常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这样的心态常常让自己变成丧失理智的莽夫。我记得小的时候，一次因与人打架，自己吃了亏，便拿斧头剁对方的腿，被姐姐拉了一把，结果把旁边一根小拳头粗的树枝砍断。母亲对我的脾气始终不放心，走向社会后，也常给我写信或是打电话叮嘱，可是身处逆境的我还是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冲动动粗。

1996年在广州，一次在胡同里被一推三轮车刮了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当时心情不好，工作找不到，结果自己勃然大怒，便和对方打了起来，结果被对方四五个同伴围住，最后勉强脱身。开始从事保安工作的一年里，也是因为心态不好，常常迁怒于人，五个人的保安班里，与班长吵过假，与其他三个人打过架。每次事后，我感到非常惭愧。可是一冲动，自己还是忘掉一切。我不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但坏脾气和不好的心态，常常让自己失去理智。直到研究《论语》后，看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后，内心才可是觉醒，决心开始真正批判自己。

儒学的修身是包括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知识方面的，一个是内在精神方面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甚至后者更重要。《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樊迟向老师请教如何消除心中的怨恨，辨清困惑，孔子说，你如果只批判自己身上的错误，宽容别人，心里有怎会有怨恨呢？你如果忍不住一时的气愤，忘掉了自己的生命，忘掉了父母亲人，这不就是很糊涂吗？孔子的话虽然是两千多年说的，可是我却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就是对我说的，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在当前社会里，生存压力大，竞争激烈，人的心态很容易在现实的重压下失衡，不知有多少人因一时冲动而毁掉了自己的前途，甚至是生命呢？这样的代价才惨痛了。荀子在他的书中说的更清楚“苟因一时之忿，而丧终身之躯，狗彘之不若也”，我幡然悔悟，决定痛改前非，否则，便是猪狗不如。良好的心态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和走向成功的前提。

一个人如果始终以不友好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话，那么，他也一定觉得别人也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这样的心态，注定了自己内心的脆弱和痛苦。当我从《论语》中找到这把心灵的钥匙后，我忽然让自己变的开明和释然，原来自己的心态就是自己压在心上的石头，完全是自寻烦恼。生活是光明的，我更应该用光明的磊落心态来面对生活。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想自己这三十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自己心情不好，觉得委屈的时候，常把这些无名怒火发到别人身上，可自己为什么不去想：你这样的行为，又会让对方心情不好，让人觉得委屈，他们又该把怒火发到谁身上呢？难道人就要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出气工具吗？让怒火怨气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吗？我希望让每个人都记住孔子的这些教导。为了我们和谐的社会，更为自己有一个美丽幸福的人生。

三十年来，苦难是我人生的主旋律。也正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才深刻体会到了孔子的伟大。广州5个月的生活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苦难，也让我变得坚强。最初，没有找到工作，我带的钱只有三百多，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每天只能靠吃方便面度日，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尝到菜的滋味。后来，常常吃完面，胃便反酸，便想呕吐。后来便落下了胃病，现在也时好时坏，有一次，实在吃不下了，想改善一下，想买一个黄瓜放到面里。到菜市场后，发现一种绿瓜很诱人，我想大概放到面里也一定不错。于是，便买了一根，但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苦瓜，等我把方便面煮好的时候，咬一口才发现它是苦的。每天，我在广州街头不停地走，冒着35、6度的高温，找工作，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又不懂粤语，结果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时候，我又得了热感冒，整天头晕脑胀，没有一点力气。没有工作，没有钱，又没有饭菜可吃，身体很快瘦到了不足一百一十斤。我真的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一天夜里，我难受的实在不想熬下去了，站在六楼的阳台上，一度想跳下去，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我脑海里不停回忆着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个历史故事，看着母亲写的鼓励我的信，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泪水一滴一滴落到了信上，为了母亲，为了一个儿时的梦想，我终于决定战胜它。

几年后，当我看见《论语》中孔子“在陈绝粮”这一段时，顿时热泪盈眶。孔子当年比我还落魄，迷路的时候，向百姓问路都没人理，不仅绝过粮，还不止一次被拘，遭人陷害。孔子面对苦难的态度是“弦歌不绝”（这是史记中的话），是乐观和镇静。我惭愧于自己的渺小。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能！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还要沉醉在自己的英雄梦里。由此我也知道了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对《论语》解读的重要性。

孔子不是没有富贵的机会，只要他稍微迎合一下世俗，他就可以衣食无忧，一生富贵。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的内心不允许这样做的，对社会强烈的责任心和对民族的使命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他要奔波，他要遭受这些磨难，也甘心遭受这些磨难。孔子这种责任心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不要低头只为自己的利益奔波，多为我们的社会分一些心思。社会就是我们个体的集合，社会利益就是我们个体利益的集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知道批判孔子的人是怎样想的，恰恰相反，孔子的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榜样作用。孔子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可以甘愿承载更多苦难，我为什么不能呢？很多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能在保安这个与你想做的事情完全不搭边的工作岗位坚持十年，这就是原因。为了心中理想，我可以把个人的一切放到最低点，可以接受平庸与苦难，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这就是现实的启发，让我在《论语》中获得的更大的感悟和力量。也坚定了自己不做儒学的理论家，而做实践家的决心。

所以，我在解读《论语》的时候，时刻把自己还原到孔子的时代，始终以学生的身份用心去感悟，去倾听。然后用自己的实践去做深刻反思。

孔子在第二章中曾对子路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现在所有人都把这句话解成，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强调的是做人要诚实。这句话这样解并没有错，但这只是做人的一个基础，首先要遵循的。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如此。我先给大家举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小的时候，父母总教我们做人要诚实，不要撒谎。这是好的，但对于像我这样天生鲁钝的人来说就是不合适的。我的父亲是木匠，农闲时做一些家具卖，贴补家用，记得有一年春天的时候，父亲卖出一套立柜，挣了三百块钱。我的一个表叔，好赌，知道后便来借钱。看见我一个人在大门口，便悄悄把我叫了出去，然后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刚卖一套家具”，我点头说“是”，“是不是给钱了。”我又说“是”。“给了多少？”“三百。”表叔很高兴，大摇大摆地进去了。然后，张口朝我爸借二百块钱。我爸说，没钱，这时候哪来钱。当然是不想借给他。他说，你不刚卖完家具吗？我爸说，卖是卖了，赊的，没给现钱。我表叔说，你净瞎说！你们家孩子都跟我说了，给的现钱，三百。爸爸哑口无言。最后，很无奈地借给了他二百块钱。结果，我被父亲打了一顿，我觉得很冤枉。妈妈后来教导我说，该说知道的时候说知道，该不知道的时候就要说不知道。 

只要研究《论语》的人都知道，子路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说话从来都是不假思索，有时甚至有些犯浑。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孔子自然希望他能够理性，一些聪明一些。诚实，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给予这样的发挥。这样解更圆全一些。

今天我们对待这句话，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在诚实，这个发心要纯粹，决无恶意，在这个基础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运用知与不知的辨证关系。人心是险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诚实的好人。对于对自己坦诚相待的人，我们一定要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欺骗朋友，对于那些包藏祸心口蜜腹剑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要小心戒备，讲求策略，相机而动，该装糊涂的时候，一定要装糊涂，不要被对方掌握。

知与不知的辨证关系有四种：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3、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4、知之为不知，不知为知之。这四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每个人随时都能遇到的，用到的。正确处理这四种情况，才是我们真实智慧的体现。这是我从实践中得到的一个引申。在我的布衣解中有很多，但是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做解。

我通过研究《论语》，对孔子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进行了总结（当然，这是自己的一个浅见），即：一方法一目的一境界、两基本、三原则。“一方法一目的一境界”，是以中庸为唯一方法，以追求和谐为唯一目的，以实现“仁”为唯一境界；“两基本”以解决做人与为政问题为基本；三原则，是以“学习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真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学会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命运”为原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记一下，看《论语》的时候，用心感受一下。我想多少会有些帮助，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论语》从诞生至今解读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从历史上看，解读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传统解说，从字词上的考证和引经据典为主，出发点是为住世所用；另一种是禅解，是以禅悟的方式感受《论语》，出发点多为出世所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

我用的是个人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辨证法解，是第三条道路。虽然，孔子并没有学过唯物辨证法，但是他的言行做法，是完全符合唯物辨证法的。《论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孔子倡导三思而后行。但是面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时候，孔子却说“再，斯可矣。意思说，“不用三思，两思就可以了。原因在于季文子本身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你还让他三思，恐怕什么事都做不了了。最典型的是第十一篇中子路问的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听到一个正确的道理，一定要实行吗？面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对子路和公西华的回答，确实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性格特点上的截然不同。孔子的因人而异，扩大来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说，没有他，我们可能还要处在野人状态。管仲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的宰相，历史功绩非常大。但是孔子并没有因为他的历史功绩而遮掩他的不足之处，而是客观地给予批判，说他器量小，不知节俭等等，这就是一分为二的原则。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关系问题，《论语》中也给予了现实的解答。

《论语》并不是每一句话都需要重新解读的，实际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继承的，是不存在争议的。但对任何一个解读者来说，对于《论语》中的主要概念是必须要给予正面的负责的解答的，决不可以回避。下面我就对这些概念，做一个一般性解说：

关于“君子与小人”

现在，大多数人都把君子和小人定义成有道德的人和没有道德的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有道德的人是君子，没有道德的人是小人，这句话没有错。但当成定义就是不准确的。通过研究《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并没有给君子与小人定义，只是用这两个名词做一个指向，借以区分他所倡导的与不倡导的两种理念，二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倡导仁德，做到的就是君子，没做到的就是小人；倡导诚信，做到的是君子，没做到的就是小人；倡导见义勇为，见利思义，做到的是君子，没有做到的就是小人，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单纯地用道德给二者定义，就无法圆融，就会让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变得狭窄，就是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是从心态上讲的，和道德没有关系。有道德的人心胸一定都是坦荡荡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这是从一个人的能力上讲的，用唯物眼光看就是对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处理方法讲的，这也是和道德没有关系的。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相对性，我们就要明白，君子与小人不是对人的具体称谓，每个人都既是君子又是小人，表现出来的优点就是君子，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是小人。我很讲诚信，这方面是君子，心态不好，这方面就是小人。这一点在《论语》中是很明确的。

关于“女人与小人”

孔子在《论语》中说“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老先生只提到一次女人，就让他背上了“重男轻女”的千古罪名。我努力让自己知道孔子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他既然这样讲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否则他不会讲。那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当前一致否定的态度究竟是不是正确的？这是我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如果孔子真是错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孔子的意思，那孔子真是千古奇冤了。

《论语》是针对事物的普遍性规律的，同时兼顾特殊性。因为对“君子与小人”的概念，有一个完整的定位。所以，这句话就变的相对容易一些。既然“小人”是孔子思想中不提倡的，那么，孔子此处讲的“女人”也一定是针对女人普遍存在的某一缺点讲的，而“小人”则是男人当中的存在此缺点的特殊群体。但是我并没有找到答案，不知道这个缺点究竟是什么。为此，我几天都接近于失眠状态，到公园露天舞场人多的地方，听市井众生们讲男人女人这些话题，向朋友请教，男人与女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如何与女人相处？有一次，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对我说：“女人是最好哄的，时不时给她点‘惊喜’，她就很容易满足。比方说：情人节，买一支玫瑰，她就高兴，不买就不高兴。就这么简单。有时明明知道你在哄她也很高兴。女人不是理性的，有时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他的话提醒了我，相对而言，男人不多是理性的吗？女人不多是感性的吗？理性的人懂得理性思辨，少犯错误，而感性的人缺乏理性思辨，容易犯错。理性的人可以用道理来打交道，而感性的人有时无法用道理来打交道的。我想孔子的话应该是针对女人的这个弱点说的，这是女人的普遍弱点！这个弱点也决定了女人是更容易被欺骗被陷害的弱势群体，是应该得到社会更多关注的。——孔子是从女人缺点的普遍性出发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是感性的。所以，孔子又特意举出了“小人”，也就是男人当中的比较感性的，不理智的人来对应。由此可见孔子是客观的，全面的。

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我们一定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孔子讲的没有错。对于我们今天的所有女性来说，认识到这层含义后，就应该想办法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让自己变的更理性，少些伤害。理性是灵魂，感性是血肉，理性与感性中和得恰到好处的，才是最理想的生命。这也是符合孔子一贯主张的中庸原则的。

关于“中庸与和谐”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庸与和谐关系。对于“中庸”这个名词每个人都知道，但这个“知道”并不一定是真知道。中庸是儒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儒学思想中的基础方法。所以，对于这个概念，我们是必须要清楚的，决不能含糊。

中，是动词，不偏的正确的方法，庸，是名词，平常。中庸，可以直白地理解成“以中之法用于庸而使之不庸”含义。中庸就是一种方法。《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可见，中庸是事物实现和谐状态的唯一途径，也是唯一的目的。脱离了中庸，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自然无法实现和谐的目标。

那么究竟什么是和谐呢？现在有人把“和谐”用拆字法来解，解成：有禾入口，人皆能言。这样来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样的和谐境界也实在是太低了，有禾入口，只是温饱境界，不意味着生活富裕，人皆能言，只是有说话权利，不意味着实现权利。）和者，融也。和，本意同“和面”的“和”是相同的，这里引申为：融。“和”讲的是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单一事物是不存在融与不融的问题的。我们现在常讲“不和谐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么一定是没有不和谐音的。谐者，洽也。谐，是和需要达到的最佳状态。就像和泥和面一样，不是倒入水搅拌几下就完事了，要想达到最佳状态，需要充分搅拌。这个道理是每个人都懂的。再如乐团奏乐，首先各种乐器、各个声部一定要合拍，然后通过不断磨合训练，最后达到最佳水平。和谐就是矛盾关系上的融洽。

如果用唯物主义来定义，中庸是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主次矛盾或矛盾主次方面之间关系的方法。而和谐，则是中庸需要达到的状态，是实现主次矛盾或矛盾主次方面之间的共处共荣。

叔本华有一个寓言，叫《冬天的豪猪》：“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天降大雪，林中的豪猪冰冻不堪。后来挤到一间破屋取暖。起初，大家觉得寒冷，所以围做一团。可是，因为豪猪身上都是刺，太近了，又互相扎。分开之后，又觉得冷，又要围拢。如此分后再合，合后再分，往返数次才找到一种适当的距离，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暖，就此相安无事，一夜过去。叔本华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人类社会。”这其实就是中庸致和谐的具体例证。

现在很多人对中庸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中庸就是走中间路线，做老好人，一个人说往东，一个人说往西，中庸，既不往东，也不往西，往南走，大家都没有意见，皆大欢喜。这样的中庸，与真正的中庸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今天需要中庸精神和和谐理念，所以，不能误解它。

关于“仁”

“仁”是《论语》中谈论最多的一个字。儒学又称仁学。所以，这个概念也是必须回答的。

正常社会条件下，人有三个层次：一种是违背法律的人，这种人是不合格的；第二种是不违背法律，却经常违背社会道德的人，这种人是最大众化的；第三种是不违背社会道德的人，这种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也是儒学思想对大众的基本要求。

人与人的思想觉悟不是同的，素质上也是有差距的，所以，仁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从《论语》第十二章颜渊冉雍司马牛问仁最能体现出来）对于不同层次的人，仁的要求也应是不同的，就像不能强求小学文化的人读博士一样。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仁的境界就是不违背道德，与人为善，予人以善，这是最低级的，达到这个要求就是合格的，不能有太高要求，让他们每个人都达到雷锋这样的境界是很难的；而对于社会领导者来说，他们是社会特殊群体，是担负着领导社会和实现百姓利益的责任的，因此境界也要高于大众，仁的境界就是天下为公，人我共利，一定要把自己的社会职责放在第一位，把实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利益；作为思想觉悟更高的人来说，仁的境界，则是更高的，是无私无我，世界大同，就像孔子一样。

仁对于大众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所有的境界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违法的人可以通过自我改造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普通大众可以通过自我完善成为更具道德风尚的人，甚至了不起的人，就像小学文化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大专、大本，甚至更高水平一样。同样，高境界的人如果不学习，不保持也同样要退步。这是符合孔子一贯倡导的学习精神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

《论语》中谈论仁的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境界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仁是责任心和博爱心的体现，是人生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在儒学思想中，仁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也是要求任何一个人都要做到的，做不到高层次，也要做到低层次。这个境界是无止境的，也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来实践的。儒学思想的这个理念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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