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俞可平:中国道路与政府改革

    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预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一个甲子时，得以展现。

    2008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亦是改革开放30年。

    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凭借经济腾飞的奇迹，迎来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关注。中国的改革探索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 21世纪后获得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带着“各种矛盾的集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道路。

    就此，本报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他同时担任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此前他撰文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在俞可平看来，“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

    关于“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俞可平将其总结为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还说，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

　　“中国道路”促进文明多样性

    《21世纪》：有些专家认为，从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俞可平：可以概括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不过我不太同意用“北京共识”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近30年时间内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21世纪》：如果有“中国道路”存在，那么其与西方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道路”将为“全球价值”带来什么影响？

    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不用我多讲。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

    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全球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21世纪》：您刚才也说，从改革开放实践看，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走这种道路。但凡是推进改革，都要有突破口。未来在哪些重要方面，政治领域会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21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会是怎样？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

    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中共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中共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一判断？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政府改革重点推进五领域

    《21世纪》：您如何看待近30年来中国政府的改革与创新？

    俞可平：正像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一样，我们的政府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看看政府的执政理念、服务质量，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务公开的情况，你都会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管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但毋庸讳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相比，与党和政府的执政宗旨相比，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现行政府管理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现象比较严重；决策过程不够科学和民主，政策失误过多；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错位和政出多门同时并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政府管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机构臃肿和机构缺失现象同时存在；依法行政程度不高，“人治”现象严重；行政管理中“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重管制轻服务现象比较明显；政府与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合作程度不高；铺张浪费相当严重，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偏低；政府管理过程不够透明；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缺乏诚信，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等现象较为普遍；政府管理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公共腐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比较明显地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存在不少模糊之处。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总有一个过程，这之中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此，政府管理的改革创新，是一项持续的任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如此。

    《21世纪》：从上述政府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看，解决起来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改革这些弊端应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解决？

    俞可平：就目前而言，在政府改革创新方面，我觉得以下几点尤其需要引起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第一，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改革措施，大力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使社会新增的利益更多地向在改革过程中相对受益较少的群体和地区倾斜，特别是向广大城乡普通民众倾斜，逐步建立和发展起覆盖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说，我们应当通过制度创新，使社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成员之间实现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从制度上遏制“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倾向。我们现行的决策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部门的决策体制。部门领导和地方领导在决策时带有部门和地方的利益倾向，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甚至认为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我们必须在制度上遏制这种利益偏向，从决策动议、方案形成、政策论证和政策制订等多个环节着手，确立一套超越部门利益偏向的决策机制。

    第三，要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我们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其实，职能与机构是分不开的。合理的政府机构设置，是科学地划分政府职能的前提。政府机构的设置应当以管理需要为主要依据，而不是更多地考虑上下级政府的对应或其他因素。要从机构设置入手，避免或减少政出多门与管理缺位并存的现象。

    第四，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条条与块块之间，以及党政领导部门之间的职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应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各级地方党委完全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而且是核心权力机构，那就必须依照公共权力机构的要求，将各级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制度性的规范和协调，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它们之间的权力和职责，大胆裁并职能类似的党政机构，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第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与考核评价机制。干部制度是最核心的政治制度之一，直接关系到政府改革的成败，应当从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研究、规划和完善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制度。要从干部的选拔、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用制度保证各级党政干部履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记者 王世玲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