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调“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从古典文学到艺术,到美学到心理学,再转入城市研究和历史政治,这个过程看起来相当复杂,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来搞历史和政治研究呢?

    易中天:我不主张把一个人的研究范围按照所谓专业来画圈圈。而且我们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不画这个圈。我们古代的先辈、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是没有这个界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那么我们既然强调中国特色,总要有一部分人保持这个特色吧,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人文学科,它就是一个对象,人或者说人类社会,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切入。但最后归根结底是要打通的,一定要打通的。

    记者:问题是人文学科分裂了几十年了。

    易中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笑)。本来学术研究,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兴趣,来作这样一个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等种种原因,它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你把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它本身是学术的不幸,但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也不去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一旦一个人有了这个条件,能够不再为谋生而学术的时候,他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我要自己选择,因此我也不去申报各种奖项,基本上我也不按照他们规定的框框去发展,就是求得一个心灵的自由吧。

    每个人走的路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有了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人,就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了。

    记者:这个现象是不是和大学分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的设置,课程、评奖,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给的。

    易中天:对的。确实与这个有关系。但是还是与本人有关系,我也是被他们分到科的,被分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个盒子里,但是你可以跳出来。而且中国的大学完全是按照工科、理科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的。现在管理大学的官员全部是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

    我有一个观点:国家领导人可以由学工科的来担任,各地方首长也由学工科的人来担任,很好。我并不反对。因为学工科的人有一条好处就是比较务实,讲究可操作性,这个是比人文知识分子好的地方。唯独文化部长、教育部长是不能由他们来担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用专文来进行研究。

    记者:能够把学术著作当当随笔写,很多人不具备这个功夫。你的叙述方式是怎样养成的?

    易中天:我觉得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功夫。另外,历史我还是正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细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写《闲话中国人》开始养成的。现在回过头看《闲话中国人》,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有过渡的痕迹,在表述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学术论文和现在这种写法之间,里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慢慢写着写着就顺手了。

    我老早从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开始,就有那种想法,为什么学术著作非得按八股文的方式写呢。我的《艺术人类学》的写法同一般人写的那些讲义、教材已经是不一样了,已经有了那个风格,但是那时只是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优美,用美文来表述。到了《帝国的惆怅》的时候,连思维方式都变了。

    即使我用随笔的思路写作,我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一层一层皮这样剥下来,周泽雄有这样一个评论,说我是用推理小说的写法,每一个结论的给出都伴随一道利落的剑锋。推理小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我喜欢读推理小说就是喜欢它的逻辑性,它是灵魂。而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逻辑性不强,板着面孔不等于逻辑；另外我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没有一点调侃和戏谑,是“严肃的态度,活泼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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