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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使命
文革期间，《红旗》成为那个时代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注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定都首发于“两报一刊”。《红旗》和全国其他部门、单位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革影响。
1964年到《红旗》杂志社工作的荀春荣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那一年，后来成为《求是》副总编辑的荀春荣从北大毕业后来到《红旗》任当时的第八组编辑。荀春荣回忆，整个杂志社的工作完全回归正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时期的《红旗》每期都有经济建设的文章，主要的基调为“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重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改革势在必行”等，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
在此期间，《红旗》也开始注意科学技术及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荀春荣从1985年开始担任《红旗》杂志科教文编辑室的副主任。回忆当时科教事业的红火，他感慨颇深：“当时‘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不久，但已经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全国上下对待科学、教育都十分地重视。《红旗》紧跟形势，在这方面发了许多文章。”
在荀春荣看来，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将教育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抓，是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所至。“当时百废俱兴，谁都说要发展经济，但是怎么发展经济呢？当时邓小平同志强调科技，强调教育。”
荀春荣说：“抓得太准了！”
邓小平为《求是》题写刊名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
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求是》创刊总的指导思想要求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这一变革，被认为是80年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
后来的《求是》总编辑苏星主持了《红旗》杂志的最后几期的工作，在按计划继续出版《红旗》杂志的同时，新刊物的筹备工作同时展开。
在荀春荣的记忆里， “当时港台和国外的一些媒体造了很多舆论。在他们看来，《红旗》就是‘左’的代表，对《红旗》撤刊十分高兴。在大陆的一些党员群众当中，也冒出了一些想法，认为撤销当年毛泽东一手创办的《红旗》是不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个前奏？”
面对众多的猜测和争议，1988 年4月30日，苏星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他解释，《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苏星后来才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的创意。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告诉他：“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
那是1988年上半年正在开人大常委会时，胡启立坐在李瑞环身边，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琢磨。胡对李说，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李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这两个字竟被中央采纳了。
创刊初期，《求是》杂志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改革、理论探讨和研究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等四个方面，经济建设的宣传成为重中之重。杂志在经济建设的宣传上，刊登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贯彻治理整顿方针、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文章。
《求是》也初步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例如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是非问题上态度的谨慎，理论色彩比较浓，探索性突出，可读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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