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这些小说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范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其意义有三重性质：分别在于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和新的世界观领域。

    老舍

    直到今天，老舍仍然属于少数几位能敏锐地感受一个城市，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去描绘它的作家之一。……老舍不仅仅将目光投向上层的一群，也在观察底层人物。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以闲适文化著称的城市中的人们：幽默，对于作家和对于城里的居民，它常常是那消泯了愤恨的一笑或微微一笑。

    巴金

    他的中文更多的是以一种情感冲击力为特征，而不在于对修辞的讲究。……巴金的巨大影响和无可逾越的成功还得益于另外两个源泉：他报导自身生活，把自身生活变成了文学；他善于营造抒情气氛和乐于使用对话的形式。

    赵树理

    在艺术上赵树理并不属于“五四传统”。他来自农村，操着农民的语言并且把自己看成他们的传声筒。他是一个用传统手法来糅合带韵散文的说书人。……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中人的活力。

    王安忆

    王安忆作品中汇聚了很多文学潮流以及不同类型的影响，因而我们很难把她归于某一流派。但是女性意识应该是其作品中最显眼的主题。……王安忆的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自1979年以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她就像是必须通过写作来摆脱某种梦魇，所以笔下始终在写同一样东西。

    莫言

    我们姑且确定：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他另外还借鉴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后）现代叙事技巧。……此外，他似乎看过了大量的暴力电影和意大利式影片———这在他的同行们那里也一样。于是我们在这里对什么都能看到一点，后果就是，在阅读中会禁不住涌上这样的印象，即好像是些任意的刺激，而没有深入穿透材料。

    余华

    他所鼓吹的暴力的美学很可能得益于他同战后法国盛行的“新小说”的接触。一目了然的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于客观事件的冷静、写实、耽于细节的描述。以《活着》为例，在某些方面，作者是从底层视角来重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然而，必须说到的是，对于大跃进的批判视角同1979年以来党的路线完全一致。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