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今年可谓多事之秋，诸如：官员醉死歌厅，警察公然赌博，某局建“最牛”别墅群，某县圈地建豪宅等等事件，接二连三被外地媒体乃至中央媒体曝光，在当地掀起一场场轩然大波。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地媒体却一直是噤若寒蝉。

    由于当地媒体的沉默和缺席，群众只能从外地媒体或街谈巷议中了解这些本地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当地媒体干什么去了，难道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本来，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或所谓的“负面新闻”，当地媒体更具有“天时地利”之优势，更有条件掌握事件全貌，并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出去，从而释疑解惑，正确引导舆论。那么当地媒体为何缺位呢？其中既有当地官员的原因，恐怕也有媒体自身的原因。

    在有些官员眼中，突发事件往往有负面影响和效应，倘若被媒体曝光，他们的政绩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们不允许媒体曝光，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尤其不能让上级知道，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当地媒体不得不按上头的指示行事，对突发事件要么不报，要么按上头的口径报。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上头并没有发话，而是媒体自己怕影响当地形象，怕落埋怨、挨批评，因而“主动”缺位。总之，不管哪种原因，当地媒体的缺位和失语，对其公信力、权威性和声誉无疑都是一种损害，也有悖于媒体的社会职责。

    最近《香港商报》总编辑陈锡添率领“改革开放30年中国行”采访团来到笔者所在地采访，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如何积极主动报道当地突发事件的一件往事。

    那是1993年8月5日，深圳一家堆放危险品的仓库发生强烈爆炸，死伤逾百人，深圳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在抢救现场牺牲。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准备发这条消息时，市里指示不登火灾伤亡情况，只登发生爆炸，市里正组织灭火。

    听到市里这个意见，陈锡添很激动，就对总编辑说：“老总，你授权给我，我来安排。我明天就准备被撤职，不干了。我今天一定要这么写，按真实情况写。”经过商量，陈锡添跟总编辑驱车直奔救火现场，在那里他们见到广东省委副书记。陈锡添向他如实汇报，说这场火灾新华社和别的媒体都会报的。深圳特区报的报道不提伤亡情况，会被视为深圳封锁新闻。省委副书记当即同意如实报道。第二天省委书记从北京赶回深圳，在飞机上他就看到了深圳特区报的这篇报道。他很满意地说，这篇报道真实、全面，报道得好。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仅看到高层领导对客观事实和新闻规律的尊重，更看到了新闻工作者唯实不唯上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件往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今天随着传媒业的迅猛发展，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新闻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海量、快捷、互动、无国界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势下，企图掩盖突发事件、封锁消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有了很大转变，政府越来越敢于负责、勇于自责。这一点仅从我国今年如何应对“冰雪灾害”、“西藏事件”、“汶川地震”、“毒奶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因此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媒体与其缺位而被群众指指点点，倒不如打好主动仗，积极争取话语权，及时客观地予以报道，从而正确引导舆论，真正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