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以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时往往被否定。周恩来同志曾经这样回忆：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 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据《周恩来传》）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红军过江后，在会理休息五天。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对林彪说： “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是少数派，其“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思想一度被认为是“富农路线”，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的军事思想曾被诬蔑为“游击主义”，而因此受到排挤，一度被剥夺领导权，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在事实的教育下，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让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可谓众望所归。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在遵义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那时虽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屡次被否定也提醒我们：在肯定大多数人意见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般而言，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比较正确，这是由多数人实践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实践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多数人的认识有时也会发生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定调子，就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与准确。

    在很多情况下，少数人的思考，要比多数人更为理性、更为理智。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历程中，真正的思想家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保护少数的话语权，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在决策中，我们应广纳博采、察纳雅言，要让人讲话，让人把话讲完，即使相反的意见，也要秉持集思广益、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言者无罪的虚心态度。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犯享年大的错误，给工作造成失误。在践行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之时，我们很有必要铭记这样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