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了他的遭遇：

    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

    王明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我们痛心地向您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说李立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王明）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示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王明在信中写道：“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共党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王明的这些告状信，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发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库秋莫夫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皮亚特尼茨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又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据共产国际重用王明的决策，经过米夫的贯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突击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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