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听朋友说金庸要入中国作协，我“噢”了一声，朋友愕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平静，我反倒对他的愕然很不理解，他说网上都炸锅了，喊声一片，关键词是：一个江湖人士怎么能入庙堂之门？

    我说，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江湖，什么叫庙堂。

    在写作上，不管是写惊天地、泣鬼神之作的作家，还是写民间文学、乡土文学、传奇故事、奇幻志怪的作家，只要写得好，有读者，都是好作家，赵树理当年戏说自己的作品是地摊文学，难道能抹杀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吗？鲁迅、巴金、茅盾的作品，至今受到众多读者和学者的推崇，但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照样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谁能说他们这些作家，一个是江湖，一个是庙堂呢？更不用说金庸，在我的心目中，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史上前无古人的“绝代宗师”和“泰山北斗”，一些金庸小说的发烧友狂热地称他为“金大侠”，说明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但不能因为称他为大侠，就成了江湖人士，就必须在文学场地上杀出一片独特属于自己的地盘，威风凛凛在屹立在这个地盘上当起岳不群甚至任我行。与全国重要作家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金庸到了85岁高龄，想起加入中国作协，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1955年，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担任专职编剧，著有《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当时用林欢作为笔名。

    金庸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他来到北京，想圆了做外交家的梦，未能如愿后，便重返香港，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

    1959年，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长达35年。在此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主持《明报》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甚至有人喻其为香港的《泰晤士报》。此间金庸从未中断写作，至1972年宣布封笔，共写武侠小说15部，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种类，并且亲自走到了顶峰。

    这个时期，金庸在香港。由于香港当时还属于英国管理，限制了香港众多作家和大陆作家的来往。这并不是金庸不想加入中国作协，更不是中国作协不愿意接受金庸。硬要把因此没有入作协的金庸划为江湖，把大陆广大作家的聚集团体中国作协看成庙堂，实有割断历史、硬要把金庸放到广大作家的对立面之嫌。

    其实，金庸本人一直是和中国作协、中国广大作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谓江湖，就是和所谓庙堂的正统一方势不两立，那么，金庸怎么能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切会谈、并欣然出任官方重要职务呢？

    其实金庸入不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都把他作为中国作家中的泰斗式人物，中国广大作家也视他为朋友，一个大作家、老作家，办没办过什么入会手续，大家并不在意，作家们见面，难道还要问一声你是否会员？

    但是人老了，许多事情是需要整理的，香港在手续上已经回归了，难道金庸老人不能一起回归吗？其实他办不办手续都是广大中国作家的好朋友，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我们以他为骄傲，但是手续办了，不是更好一些吗？

    不能否认，有一些写作水平达不到加入中国作协水平，而又非常想加入作协的人，拿金庸作为他们的遮羞布，这块遮羞布的突然失去，怎么不会让他们愤怒呢？（郑彦英）

2009年6月24日深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