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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就是徐渭?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3/2 21:20:59  文章录入:光荣与梦想  责任编辑:光荣与梦想

徐渭墓

徐渭作品

    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继国际红学热之后,“金学”渐兴,迄今已召开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举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六届,发表的论著难计其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有四种学说,因流传广泛、论证详实,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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