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问题引争论

　　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团结陈独秀等一道抗日而与之进行谈判，准备进一步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他回到党内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

　　积极奉行斯大林的肃托政策的王明，对当过中国托派领袖的陈独秀自然不肯放过。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跳出来坚决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威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甚至还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为了达到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的目的，王明还诬蔑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是“杀人狂”、“汉奸”等等。

　　一贯紧跟王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立即在《解放周刊》上撰写文章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的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时再增加之。”并说谈判成功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等等。

　　此文既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月16日汉口的《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等9人的联名信，指责中共并为陈独秀辩护说：“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此事出乎情理之外。陈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

　　9人联名信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指使下，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立即于3月17日给予反驳，为这封公开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其中非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是站得住脚的，反而强词夺理地说：“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并蛮横武断地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

　　继之，《新华日报》老调重弹，又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更加引起了公愤。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3月18日，张西曼再次致信《新华日报》，谈他为何敢负责为陈独秀辩护：“因为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本来，陈独秀读到康生那篇文章后，就大感冤屈；随后，又看了《新华日报》一而再、再而三诬陷的“短评”，更加恼怒万分。他为了澄清事实，洗涮冤情，于3月17日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给《新华日报》，由此拉开了他与王明、康生等进行说理论战的序幕。文章因《新华日报》拒绝发表，几经周折后不得不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了。他在信中满腔激愤地为自己辩护说：“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在信末，他对王明、康生的罪恶行径非常生气，因而言词更为激烈了：“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3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这无疑激起了更大的公愤，于是罗汉发表了一封致周恩来等的公开长信，叙述了1937年8月至10月间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谈判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等的诬陷。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参与到对“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争论中来，并借机大肆攻击中共，致使中共的威信蒙受了影响。

　　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几次托陈独秀的好友周钦岳等前去看望，并嘱咐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中共代表徐特立，也专程从长沙赶赴武汉，对陈独秀进行耐心的劝说。后来，当陈独秀夫妇迁居江津县时，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特意从重庆赶赴江津，到陈独秀家中看望。周恩来首先向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表示问候，在与他亲切握手之后，十分关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你身居山中，日后有何打算？”

　　“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和打算呢？只想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研究文字学。”

　　“独秀先生，你毕竟当过几届党的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

　　“恩来，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难以从命！”

　　“独秀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独秀先生多保重，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

　　对周恩来、徐特立的调解和关心，陈独秀深为感动，遂决定保持克制的态度。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论争虽然平息了，但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却永远地破裂了。

　　汉奸案大白天下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背负着汉奸的罪名，因突发性心脏病而离开了人世。由于种种原因，对陈独秀的诬蔑不实之词并未得到纠正，陈独秀汉奸案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悬案。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虽然康生担任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但该书在对陈独秀的人名注释中，对陈被中共开除党籍以后的经历，却未沿用康生的“汉奸说”，而是留下了空白，这实际上等于对陈独秀汉奸说的否定。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广大党史工作者广征博引，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王明、康生不惜捏造事实，把陈独秀诬蔑为汉奸，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可耻行径，从而为陈独秀汉奸案拂去尘埃，使真相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