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位57岁的经济学博士，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七位总理。

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展望世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云仍未散去；欧洲依然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不确定因素仍在累积。回首中国，前30年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发展势头，也放慢了脚步。按照国际标准，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正面临着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表明，自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在这一发展阶段陷入了经济增长回落和长期停滞，能成功跨越这一“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少之又少。

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普遍认为，处于急速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走到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口：只有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之路，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而接下来的十年，对中国成功转身、占得国际先机，至为关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任总理，李克强自始至终有一种清醒的历史自觉。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6天，这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便在国务院主持改革座谈会。他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迅速传遍中国，成为年内“最鼓舞人心的金句”。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语重心长地告诫参会者：“改革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十二五’规划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梳理李克强过往的从政经历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总以前瞻创新思维和坚定意志掌控方向，且勇于开拓进取的领导者。

如果仔细研读一番由他亲自主持、历时两年编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从那些枯燥的数字、指标、论述中，无疑可以品读出他对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决心和勇气。这份发展蓝图蕴含着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方向。

这份勾划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共计16篇62章的蓝图，开篇即用一章“指导思想”，着重论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强调这“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一位参与规划编制过程的官员称，这份纲要自始至终贯穿着李克强的一个主旨思想：中国必须转型发展。

这种“转型发展”除了强调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资源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扩大内需、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纲要还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以此约束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纲要前所未有地要求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要构筑一张保障民生的基本“安全网”，明确政府应该给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规划纲要已经为这种“基本公共服务”列出范围、重点和硬性指标的基础上，李克强又指示，要单独编制一个《“十二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专项规划》。目前，这一规划已正式发布。

在这张发展蓝图正式公布后，2011年4月，摩根士坦利发布由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撰写的报告，开篇就说：“历史将判定，‘十二五’规划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五五”规划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90年代中期的“九五”规划开启了以国企改革为特征的产权变革，而这一次的五年规划，如果能够成功得以实施，“中国将迎来与过去30多年截然不同的增长模式”；这不仅是中国的好消息，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福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评价说，“十二五”规划将“攸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如果得到有效的实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最最重要的角色。”

“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

然而正如斯蒂芬·罗奇的报告所言，“一份好的规划要得到完全的实现”，“需要在战略与战术之间寻找到平衡”。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国务院的新任总理，这无疑是摆在李克强面前的一大挑战。

不过事实上，在这份规划纲要出台之前，李克强就已经展开行动了。

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对中国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构成强力冲击之时，站在一线指挥应对金融危机“战役”的，正是当时分管发展改革、财政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而成的那场风暴，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负增长。

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其后的汶川特大地震与这场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这样评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员回忆，李克强在整个计划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为此轮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此轮调控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50%以上。据财政部统计，2008～2012年，财政支出在民生方面总计达到了17万亿元，年均增长21.1%，而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标是，要力争在13亿人口中推进“全民基本医保”，同时，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员用“强力推动”四个字来形容李克强接手保障房建设工作后的一系列动作。从2008年开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对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项补助资金，2008年是50亿，2009年变成140亿左右，2010年达到400～500亿，到了2011年增长到1300亿左右，2012年则达到1700亿。

这位官员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如此层层递进相当不易。

从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来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强亲自督阵推进，专门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会议和视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达300多条。

而在这种“强力”推进下，2008～2012年，各级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出超过1万亿元(含农村)；在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近4万亿元，解决了1亿人的住房困难问题。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政府对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规模最大、工作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一位知情者解读称，这样的推进思路，一方面是出于李克强对于民生多艰的不忍和体恤：“万事民为先”。“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构筑一张保障民生的基本的‘安全网’，兜住社会的底线”。另一方面，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近期战术需要，因为既能拉动投资，又能扩大内需，还是中国要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战略必需。

某种意义上，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李克强看来，也意味着改革机遇。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开展的增加财政公共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成了李克强一步步推动化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结构性难题的机会。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税改措施也始终服务于一个清晰的理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2年，李克强亲自到上海“督阵”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在他看来，这绝非一项简单的税种转换，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这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税制改革，不仅可显著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更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引导企业转变生产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从而大大加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而在国际上引发众多好评、被视作极大促进中国节能减排力度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事实上，1998年，中国便开始酝酿燃油税费改革，然而国际原油价格10年间持续上涨，这项改革始终因时机不成熟而迟迟难以出炉。直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李克强敏锐抓住这一时机，亲任部际协调小组组长，主持了十几次会议，在国际油价几乎降到最低的时点，一举推出了这项牵涉多方利益的税费改革。

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评价，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李克强对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运用、配合得相当纯熟，表现出驾驭市场经济多种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错综复杂利益矛盾的过人胆略。

“内在逻辑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盘棋一环扣一环。”这位官员说。

事实是，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率先企稳，2008～2012年，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达到9.2%。而其中两个细节，或许能体现这位一线指挥者掌控方向的出众能力：

2011年，多方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要减少预算赤字，防止经济过热，但李克强却认定危机并未结束。因此，他一面让财政部在2012年减少500亿元赤字，一面又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给2012年的支出调入2700亿元，在事实上加大了当年的支出力度，成功应对了日本地震海啸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夹击”。

另一个细节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严峻的形势时，他不仅没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反而还陆续取消了部分钢材、农药、医药、化工产品等406个税号产品的出口退税。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这位副总理给财政部官员打去电话，明确指示：要顶住压力，“两高一资”产品绝不能补贴，这是底线。

“他给农耕意识根深蒂固的河南带来一阵风，让大家开眼看工业、看城市”

如果再往前翻阅李克强的履历就会发现，在他主政地方期间，就颇为成功地扭转了两个地方大省的行进方向。

河南的一些官员至今还津津乐道于李克强带来的“颠覆性”转变。1998年6月，时年43岁的李克强从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河南当选省长时，河南还是一个农耕意识根深蒂固的农业大省，拥有极其庞大的农村人口。

据说，李克强到河南不久，一位当地官员好心建议他在河南要先抓农业，以显示自己“了解省情”。事实上，在他之前的很多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是农业。

但李克强的回应是：“我就是要改变这种就农业论农业的思路。”

早在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李克强便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文中开宗明义：“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此，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实行工业化。”

该论文将乡镇企业现象放到中国从农业国迈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大进程中加以考察。在冷静的学理论述背后，李克强痛感造成农村贫困、农民贫穷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痛感农村长期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说这种工业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他当时建议要松动户口政策、改革土地产权体制，认为“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

某种意义上，李克强在河南的主政思路，正是他早年这些理念的实际操练和进一步深化。而这套思路，在“农本意识”根深蒂固的河南，不啻于引发了一场“政坛冲击波”。

2003年，已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要为河南制定一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在这份纲要完全是全新的表述：“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一时间，争议四起。

一位持反对意见的领导干部曾当面向李克强质疑，中央把“三农”放在重中之重，河南又是个农业大省，历来就把“三农”放在首位，现在放到第三位，“上不符合中央精神，下不符合河南省情！”

李克强想了足有一分钟，回答说：“我们把工业化、城镇化放在前面，不等于削弱农业、忽视农民和农村，恰恰相反，是要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和中央重视‘三农’问题是一致的。”随后，他花了40分钟的时间，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反对者继续质疑：“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加快三化’？”

李克强说：“‘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两句话不能变，因为‘农业现代化’必须要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否则不可能实现。”

今天，河南的干部普遍已经意识到，李克强当时并非不重视农业，但他相信，农民守着一亩二分地，不可能真正实现富裕。他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他的思想：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农业的基础要巩固、要提升，就必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而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靠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才能“化”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化”农民为市民，“化”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化”乡村社会为城市社会。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克强“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抓小麦生产从市场需求入手，针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培育新品种，发展速冻食品、肉食品等食品加工企业，并且组织设计了谷朊粉、燃料乙醇等几十个品种的小麦综合利用产业链，使小麦深加工的附加值大幅度提高，一整套“组合拳”被河南人称为“小麦经济”。

而他十八大后在多个公开场合一再倡导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也早在这里预演并初步成型。在中共十六大明确“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之前，李克强在2000年底就率先抛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思路，提出了以郑州为中心、包含周边几个城市在内的“中原城市群”构想。2003年，李克强又进一步明确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建设大郑州，真正发挥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

当时有反对意见说：“城市大了，怕不好解决就业。”

李克强回应说：要先搞清楚究竟是市长提供了就业、给了市民饭碗，还是就业繁荣了城市、然后养活了市长。

一些没被纳入“城市群”的城市担忧会否遭边缘化。李克强回应说：“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就是要走不平衡战略，要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这期间，郑东新区的拔地而起，无疑被视作他的一个“大手笔”。

河南省会郑州，中心城区规模偏小，又被陇海、京广铁路交叉分割，拓展空间大受制约。在李克强看来，在全国的经济大版图中，这个人口过亿大省的省会城市定位，应该是成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河南省为这个国家打造“中原经济隆起带”上的“龙头”。

这就意味着郑州必须拓展新的空间。据媒体报道，早在2000年李克强就至少三次向郑州市“喊话”，要求郑州规划新区，拉大城市框架，加快人口集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时，正逢107国道东边一个老军民合用机场刚刚搬迁，市里拿出了一份占地不足5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打算筹划一个面向港澳地区招商引资的商贸城，叫“港澳新城”。不过，这份规划还没汇报完就被李克强打断了。几个月后，郑州市领导拿着修改过的方案又一次汇报，结果才说了几分钟，就再一次被打断。

“不用汇报了，”李克强说，“你们思想再解放一点，通过建设部聘请国际上最有名的规划公司来帮你们规划，规划大一点。”

几个月后，由33名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方案评选团投票选中了日本规划名家黑川纪章的方案。新规划中郑东新区的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甚至比老城区的面积还大了10平方公里。

知情人士透露，为了推进新城建设，李克强甚至动手调整了郑州市的领导班子，以带动思想解放。同时，为了避免换一届领导就换一种思路，他将新区规划交由人大通过，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一张蓝图绘到底”。

10年后的今天，郑州东部这片曾经只能养鱼耕田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一座“值得被写入教科书”的国际新城。截至2012年11月底，42家全球500强企业和56家国内500强企业已在新区设立公司或分支机构。

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近100个自然村的10万农民从此彻底离开了原先的农耕生活，变成市民，住进了安置社区，一些村子还将预留地和一部分资产作价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让他们享有土地开发收益，这些中原大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财产性收入。

在今年1月给河南方面的批示中，李克强希望河南“继续打造好郑东新区这个上亿人口大省推进城镇化的样本，为探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创造经验”。

有人说，人口多、农业重、底子薄的河南省，就相当于一个“微缩的中国”，而初步施展理政能力的李克强，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曾经以农业大省自居的“乡土河南”，已经向“城市河南”阔步前进。2012年，河南城镇化率达到42.4%，比1998年李克强赴任省长时的20.8%翻了一番，平均每年有100多万农民变为市民。

连曾被人担心受到“轻视”的农业，也得到了同步的高速发展。2012年，河南粮食实现“9连增”，总产量再一次突破历史新高。

如今的河南人既可以得意地说“全国每10个汤圆有6个、每10个水饺有4个在河南生产”，也可以半开玩笑地宣称“iPhone 5是河南的土特产”，因为全世界iPhone系列手机70%都在郑州组装，随后直接行销全球。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这块农业情结、农耕意识深厚的土地，不能不说得益于当年那位北京来的年轻省长，“给农耕意识根深蒂固的河南带来一阵风，让大家开眼看工业、看城市。”

“他不仅具有现代意识，别忘了，年轻时，他裤角上常有泥巴，手上满是茧子”

普遍的观点认为，与以往“摸石头过河”式的传统改革不同，当下中国的改革已趋向复杂化、精细化、专业化。这就要求当前改革的领导者，不仅要拥有勇气和魄力，还需要有完备、科学、现代的专业知识体系做支撑。

而李克强，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博士总理，不仅有果敢的决断力，被称为“解决复杂经济社会难题的高手”，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并且有在一流学府系统接受现代学科训练的经历。

完备的精英教育和传统学养功底让他在外交舞台上挥洒自如。李克强曾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多个场合直接用英语交谈，两人的正式会谈，从宴会厅一直谈到阳台上的咖啡桌，长达3个小时，远远超出原先预定的1小时。

中俄天然气合作价格多年来始终谈不拢，李克强2012年与普京会谈后，提出“上下游一体化”的互利合作模式，被普京称之为“新思路”。一位随行记者注意到：两人会谈时，普京频频点头，眼睛直视李克强的眼睛，神情专注，甚至拿起笔记录起来。熟悉普京的中俄双方人士说，他这样的举动在国际场合并不多见，“他遇见了一个强大的、值得尊敬的伙伴”。两人的会谈时间也从原定的一小时延长至两小时，仍意犹未尽。

2011年8月，李克强访问香港时，也曾用中英文交替发表演讲，访港短短3天，被香港媒体誉为“李旋风”。还有媒体在描述他与加拿大环境部长的一场会见后调侃说，“某种意义上，给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当翻译就像一份‘闲差’”。

这位颇具魅力的政治家可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在世界级论坛上侃侃而谈，与他国政要谈笑风生，研讨世界大势，谈论国家利益。但在另一些时候，他也可以穿件普通衬衫、套上旧夹克，深入中国的某一处贫困角落，坐到老百姓的屋里拉家常，亲热地聊起看病报销、儿子回不回家过年之类的话题。

有媒体称，李克强是一位极富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但一位在他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提醒人们：“他不仅具有现代意识，别忘了，年轻时他裤角上常有泥巴，手上满是茧子。”

1974年，19岁的李克强到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当知青，与农民同住同劳动。村民们回忆，当时“黑瘦黑瘦”的李克强手上总拿着一本书，但同时，他也是“一同下放的学生里干活最好的一个”。据说，每天10个小时的农活让他的手磨出了水泡，而且，“他跟村民关系好，从来没跟谁红过脸。”

两年后，李克强从知青中脱颖而出，公社党委把他派到最穷的大庙大队去当党支部书记。这个带着书卷气的年轻人和村民们一起种粮食、“流大汗”，以至于不少人以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那块土地上后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小岗村传奇，18位农民为了不再饿肚子，偷偷立下生死状，开始“大包干”。但粮食产量增长了，农民的日子却始终没富起来。《中国青年》杂志1983年的一篇报道说，1977年，李克强“带着不解之谜”，离开那块土地，考进了北京大学。

有人推测，在此后的求学、研究、从政的生涯中，李克强在不同时期始终都在求解这个“不解之谜”。比如，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都是农村工业化问题和如何破解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过上现代生活；再比如，无论是他主政河南之时，还是进入中央之后，都大力倡导“新型城镇化”，认定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一位与他共过事的官员说：“在他手上来推进城镇化，或许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当过知青，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美国《福布斯》杂志在评选2012年度全球权力人物排行榜时，将这位中国的政治新星排在第13位，给出的一句概要介绍是：“李曾在公社工作，有着为劳工阶层鼓与呼的名声。”

曾经的知青经历给他烙下了脚踏大地的平民情怀。30年后，已经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用最大的努力改善民生。他力推的两项重要工作——医疗体制改革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都与基层民生息息相关。

面对医疗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身为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克强，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新医改的近期思路，他同时提出，医改的核心理念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农村医疗在这次改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新农合补助资金802亿元，是2007年的7倍，是2005年的150倍。而曾经缺少保障的农民，也是医改最先受惠的群体。2008年，李克强接手负责医改的当年，保障农民就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实现了“全覆盖”,让8.15亿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医保”。

一位参与医改工作的官员概括，新医改前三年的成果，一是织就了世界上最大一张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3年时间，将医保覆盖率从约30%提高到95%；二是打造了一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平台，让乡乡都有卫生院，村村都有卫生室，街道有卫生服务中心，“将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但同时，李克强的医改思路也绝非政府一味砸钱、大包大揽。他一再要求“厘清界限”，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为市场留下空间。基本的，由政府主导；非基本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有人评论说，这样的思路，既体现了主导者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的“头脑”，也彰显着扶助弱势的“良心”。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曾有几期专门刊发文章研讨中国医改，其中一篇认为，“医改基本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2012年说：“中国医改仅用了短短3年，取得的成效之巨大令人难以置信……必须承认，中国在医改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主抓医改工作期间，李克强还力推两项制度。一是大病医疗保险新政，这项2012年9月正式出台的政策，将保险公司引入新医改，旨在让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而陷入经济困境。另一项则是2013年3月刚刚公布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在省市两级分级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将境内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均列入救助对象，让“等钱救命”的事情不再发生。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曾经撂下“狠话”：“就算勒紧裤腰带，也要推出这项制度！”

事实上，8年前，为了底层民众的生活，还在地方主政的李克强就曾撂下过同样的“狠话”。2004年12月，成为辽宁省委书记后的第12天，李克强冒着零下29度的严寒，来到抚顺市的棚户区视察。在一个名叫莫地沟的煤矿棚房区里他发现，居民水缸里的水冻成硬梆梆的冰疙瘩；房子四面漏风，没有暖气，炕上的老人，裹着被子，冻得瑟瑟发抖。居民们告诉他，这里几百人共用一个简易厕所。

李克强当场对这些棚户居民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住上楼房！”仅仅4天后，辽宁省委就将棚户区改造任务列为该省“一号民生工程”；两个多月后，辽宁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棚改正式启动。

从2005年到2011年底，辽宁全省共有近3000万平方米的城市棚户区得到改造，超过200万贫困居民有机会住进了现代化的社区。2012年，联合国人居署官员班吉·奥拉仁奥因卡在调研后盛赞，辽宁棚户区改造“破解了世界性难题”。

直到现在，李克强依然在持续关注和推进棚户区改造。今年春节前，他专程来到包头的棚户区调研，他说，棚改是城镇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能让城市这边高楼大厦，那边棚户连片”。

住建部一位官员回忆，李克强曾经多次表示，住在棚户区里的，大多是曾为新中国的发展做过贡献、却慢慢被遗忘的人。“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是在还政府的旧债。”

事实上，在医改和棚户区改造工作之前，李克强也曾经说过“砸锅卖铁”的语句，而对象也同样是底层民众——感染艾滋病毒的河南农民。

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不少农民因向违规采血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2000年前后，李克强到河南上任不久，感染者们逐步进入发病期，全省的艾滋病疫情也一度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质疑与批评。

事实是，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长期间，曾下令严打非法采血。他曾从省政府拨出专项资金1.6亿元用来规范建设了18所市级血站。2002年成为河南省委书记之后，他明确提出：“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这些病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医疗保障，不使一个适龄儿童失学。”

2003年，河南开始对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免费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等救助措施，成为国家现今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前奏。在他的强力主导下，河南进行了首次省级艾滋病情普查，公布真实疫情，并且将机关干部和大批医护人员派到“艾滋村”进行重点帮扶。而他本人，也一年内三次前往艾滋病村，与患者握手交谈。

《亚洲周刊》报道称，在他任上，河南的艾滋病疫情得到控制，疫情最重的驻马店市，死亡率由2001年的11.6%下降到2006年的5.6%。另有数据显示，全省病死率由2002年的12.36%下降至2012年3.39%。

时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代表魏英瑛曾对河南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誉。她说：“河南的防艾经验值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