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教师节和教师谈谈如何走出教学怪圈

作者：刘植荣

又一个教师节，人们议论纷纷的教育改革的失败，我不想多说了，仅在此点出几例：1.义务教育不义务，小学和初中的学费比大学还高；2.教育资源配备不公平，人为划分学校等级；2.高考不公正，成绩相同，待遇不同，胡乱加分，特别是歧视农村考生；3.教育行政不透明，交了这么多学费不知去向；4.把教育办成了产业，用公共资源为少数人服务；5.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人民把精力都放到写所谓的论文上，很少研究提高教学质量；6.教学腐败严重，表现在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过程。这些问题谈起来很让人气愤，节日了，我们不谈论这些。现在，我要和教师们谈谈心，谈谈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

现代教学理论告诉我们，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而整个教学过程应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

美国教育家罗杰斯（C. R. Rogers）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过去那种以教义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行为，提出“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发明了“非指导性教学法”，认为，成功的教育在于学生会自我表现和自我选择。

总体上讲，我们现在搞的还是应试教育。《礼记》（传说是西汉戴圣所编）中讲到：“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我们教育不是教给学生死知识，让学生死读书，那样只能限制学生的成才与发展。南朝梁元帝读书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把学问和实际联系起来。兵临城下了，他还要文武百官听他讲书，最后终于王国了。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的读书方法不对，于是，把收藏的14万册书都给烧了。

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是让他们拿一张文凭为目的。可现在好像教学双方都是在为考试、为了一张文凭而忙活。这种现象在过去就存在，孔子针对这种现象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是这样吗？举个我女儿的例子，一次我下班回到家里，我女儿对我说：“爸爸，作业我给你做完了，放在桌子上了。”现在的孩子把学习当作了一种负担，不是给自己学的，而是给别人学的。想一想，现在不但在小学，即使是在大学，也有这样一种思潮，学习是被迫的，因为你到社会上干什么都问你有什么文凭，文凭成了找工作的敲门砖。所以大家就是为了一纸文凭而学了。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思想？创建于1821年的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罗杰斯（Gerald Ross）在2001年夏天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文凭只是一次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如果不及时更新知识，就要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北美，企业选用人才根本不看学历，主要是看一个人的知识更新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见《光明日报》2001.06.15 B4版）

教师是知识产品和各种技能的制造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把学生看作上帝。因此，我们教育的一切活动都要从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提高学生在院校中的地位，由过去的那种“服务的对象”变成学校的主人，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说学生不应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应和教师以及院校的管理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讨论教学，教学是在“教”和“学”双方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我把这种方法命名为“交互式”教学法（取之于英文的reaction）。交互式教学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教给他们学习方法。

时代的发展给教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家，不是“教书匠”，更不是“背书匠”。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对我国的教育提出了警示，他说，中国的教师只会教给学生More respect for authority, 而不能像美国的学生，easier to challenge，更不能Ask the question: Is it absolutely right? 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中国的教育方法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一项项虚心地学习，把许多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以便于应试。但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在做研究工作时有一定的困难，是要吃亏的。而美国是培养学生新的思考方法，这样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比中国传统的训练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有优越性。

爱因斯坦也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深恶痛绝，他说：“知识是死的，学校要为活人服务！”（见《解放军报》2001年6月19日“论创新学习”）

孔子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是讲怎么教，也就是要诱导，要启发，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清代名将年羹尧小的时候非常调皮，父亲为他请了几个教师都被他给打跑了，后来竟没有人敢去教他。最后，顾亭林的兄弟决定去教他，年羹尧的父亲问顾先生有什么要求，顾先生说，你把你家花园的门用砖堵上，再把围墙加高。顾先生就把年幼的年羹尧放到里面去，自己一发功，跳到了围墙上（顾先生的轻工很好），在上面吹笛子，理也不理年羹尧。年羹尧觉得笛子很好听，非要老师教他不可，顾先生这才下来教他。顾先生就是这样，激发起年羹尧对各门学问的兴趣，把年羹尧培养成了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平定西藏叛乱）。后来，年羹尧自己也有了孩子，他非常重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选择老师也很严格，他不但要求学生要尊重先生，也要求先生要尽心尽力地去教，不能误人子弟。他在先生给孩子教书的地方就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不敬师尊，天诛地灭；”下联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许多有成就的人小的时候都是淘气的，这就是他们的聪慧所在。如清代的学子纪晓岚，小的时候就调皮，他捉了一只孵出不久的麻雀，把墙上的砖取下两块，在里面放上些草后，就把麻雀放在里面，外面用砖掩盖好。他上课经常走神，想着这只麻雀。这个秘密被他的老师施先生发现了，怕纪晓岚玩物丧志，就背着纪晓岚，用力推了推那块掩盖用的砖，把小麻雀给挤死了。纪晓岚不知是谁干的这件缺德事，心里一直暗骂弄死这只麻雀的人。一天，施先生在上应对课，出了一个上联，是“细羽家雀砖后死”让学生们对下联。纪晓岚恍然大悟，原来是施先生杀了自己心爱的鸟！他张口对出了下联“粗毛野兽石先生”。施先生见纪晓岚是在骂自己，脸气得通红，问他如何这样作对。纪晓岚说，你这个上联只有对我的下联，“粗毛对细羽，野兽对家雀，石对砖，先对后，生对死，哪儿对得不对？”施先生也对不出更好的下联，只得称赞纪晓岚对得好，并喜欢上了纪晓岚的机灵劲儿。

如果学习没有内在的动机，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应付，那怎能学好呢？即使毕业时得到的成绩很好，也会在社会上很快被淘汰。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在学校时学习的成绩都不好，有的还被学校开除，可他们最后对社会，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郭沫若、爱因斯坦、布什等）。所以说，我们在教学时必须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磁盘，一味地向上面拷贝知识。我们要把学生当成CPU，让他们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让他们主动地去思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中来，让学生知情教学，也就是要与学生进行交互。

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去多问为什么，只有带着问题去学习，才能产生对学习的兴趣。历史人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很怪的学者叫龚定庵，他很有才，重视国防建设，他的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很大。他怪，儿子更怪。他有的儿子叫龚半伦，在读父亲的文章时，在旁边放着父亲的神主牌子，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读到他认为不对的地方，敲打一下父亲的神主牌子，斥责道：“你又错了！”

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带着问题去学习呢？我们读书都以教材为准，老师讲教材，考试考教材，不能答错，甚至标点符号也不能错，不能允许学生对老师有不同意见，这样怎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校是出思想、出观点的地方，不但老师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观点，也要鼓励学生有。可现在是什么情况？一个人教了一辈子书，拿了个教授的头衔，还是这专家、那专家，可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在贩卖一些知识。这样下去，我们的教育永远不会进步，也永远不会培养出世界级的科研学术大师。（作者联系：zhirong@eyou.com  QQ: 157001827）

作者简介

刘植荣，河北沧州人，名朝抗倭名将、兵部左侍郎刘焘是我的六世祖，出生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多处提到这个运河边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上河涯。留学法国，游历西欧，讲英语、法语。军事指挥、法律、英语、法语、经济、政治是学校里学的专业，社会文化、宗教哲学、政府管理、政治、文学、信息技术是喜爱的领域。任一所军事院校教研室主任，创立了“军事警察学”。因工作关系，接触过数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立过军功，获得过优秀义务兵、优秀学员、优秀教员、优秀党员的荣誉称号，其实荣誉如粪土，只是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做就要做好。天津师范大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求学的地方。 个人作品：《人民日报》：“我爱郁金香”、“食堂里的故事”、“巴黎情缘”、“老鼠山公园追记”等；《光明日报》：“电脑的烦恼”、“我的穿衣哲学”、“乘车的烦恼”、“花钱住在笼中”等；《法制日报》：“法国女警察显露头角”等；《中国青年报》“给总统站岗”等；《人民武警报》：“鸟枪未必都换炮”、“让教员流动起来”等；《国际展望》：“漫谈法国华人”、“印度搭上反恐战车”、“走访反恐精英GIGN”等。另在各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个人著述：《世界警察概览》（译著，山西人民出版社）、《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精选》（译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另外4部学术著作在部队内部出版发行。 联系方法： E-mail: zhirong@eyou.com QQ:15700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