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我选沈佩贞。
这个女人了不得,一张大名片,中间的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怎么个门生法呢?一问,她年轻时候读过北洋学堂,所以就认创办人袁世凯做老师,自行印刷了这么张名片。不过,袁世凯收到这张名片,居然也就点头承认,从此北京政坛多了一位竭力拥护帝制的“女臣”。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