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日前在两会上透露，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新京报》2006年3月11日）
    据悉，这是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高招指标的配额公正由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事实证明，高校招生计划指标的不公正是高等教育领域最严重的不公正。它不仅关系到大学的生源质量、文化多样性，也关系到学生的个人前途和国家构建自由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问题。徐显明透露，这项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得到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认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发布的消息称，各省招生指标的计算方法是：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确定本科招生分省计划。
    两年前，笔者在《北大到底是谁的北大》一文中建议高招指标按考生比例分配。今日法大按各省人口比例分配的模式与此有所不同，人口的统计基数以国家普查为标准，不易做手脚。这一做法是向高招指标公正分配方面迈出了至为重要的实质性步伐，与按考生比例分配的误差非常小，向后者的转变并不存在多大的障碍。
    我之所以认为高招指标按考生比例分配最公平公正也最有效率，基于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我不认为全国统一高考是最理想的。主张全国统一高考的人会认为，按考分从高到低录取，是最公平也是最有效率的。而如果按考生比例分配名额，则会使那些低分的人挤掉其他省区市高分者的录取名额，使那些较有能力、较有潜能的人丧失上大学的机会，有损大学的效率。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硬要主张全国统一高考，实际上是在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的不公平基础上寻求公平。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资源调配不尽合理，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学生是无法公平地面对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的。但是，一个基础教育落后地区考生的500分，也许在当地是第一名；而一个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的550分，也许在当地的排名却是第100名甚至第1000名。前者进入大学后的“可塑性”也许要远胜于后者。如果按单纯的考分排名，可能一个地方最优的人选会被筛掉，而另一个地方次优甚至次次优的人选却被选上。显然，这种办法既无效率，更无公平。
    其次，按考生比例分配名额，最大限度地让不同地区、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会聚大学之一炉，大学和人才都可以获得更好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也使学生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思想、更有包容性的胸怀。大学之大，当在大学精神、大学生源的开放与多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相反，一所名牌大学如果生源出现严重的地方化倾向，其整个思想和精神格局都容易变得非常的局促与狭隘。
    上述两个目标，通过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模式就可以达到。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强调按考生比例分配？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自由流动的社会，按考生比例分配高招指标，一方面可以确保流动人口子女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口向教育水平高的地区流动。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再来照顾一些边远落后地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它首先必须在招生上做到公平公正。中国历史上的考选名额大都向不发达地区倾斜。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考选的区域公平，主要依据各地的总人口数、参加考试人数以及各省文教发达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录取名额投放数。但今日中国大学（特别是全体纳税人投资的全国重点大学）向发达地区倾斜的劫贫济富式的“地方化”问题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2004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数占总数的40℅，浙大在浙江的招生数占总数的70℅。生源高度同质化，质量自然受影响，高考公正更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各重点高校都向所在地倾斜的累积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当全国大学毛入学率还只有19℅左右的时候，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已经“自豪”地宣布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了！
    “法大模式”无疑代表了社会进步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方向，这就是：自主招生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而是要在充分保证招生指标区域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特点、在公平的标准下不拘一格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