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振宁先生又闹出风波了。他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说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超过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说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3月15日《东南快报》）

　　此前，82岁杨振宁迎娶28岁女硕士，我写过一篇小随笔，题目是《乐》，因为两个人的结合是公民的权利，他们自己感到快乐，我们应该祝福；后来杨先生在乌鲁木齐说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我未置喙，因为当时我认为杨先生只不过是礼节性说说的，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背景和氛围，是一个什么“学术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在那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几句客套话，不是礼节性的又是什么呢？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单一，而是有点“深思熟虑”的味道了。

　　稍早的时候，著名文化学者傅国涌先生在《民主与科学》杂志上撰文《公众为什么厚“丘”薄“杨”？》，褒扬了对中国教育持批评态度的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了对中国教育持褒扬态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对傅国涌文章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该文收入了作者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见211页）；没有想到的是，在刚刚出版的《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1期上，看到了杨振宁先生给该杂志主编写的信和一篇详细的文章，在信中杨先生认为傅国涌“对我的讲话、见解和做人的态度都似乎不太了解”，而在文章中则“张扬”了他的“中国大学成功论”。然后就是杨先生的这里那里演讲，确实是“继续坚持这一论断”，为什么坚持？恐怕除了一般人都有的“老年顽固综合征”之外，就是因为“亲身体会”让他作出这样的判断并坚持这样的判断了。

　　杨振宁先生的“亲身体会”是怎么回事呢？按他在文章中的说法，那就是：“2004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也曾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一物理。”（见《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1期第6页）他如今在演讲中也是这么说的。就这么一点时间的“教大一物理”的“亲身体会”，就这么一点时间的“实践”和“实验”，杨先生就得出这样的“思考结果”，确实是太可怕了。这样的经历还好不是自然科学界的“科研”，否则这世界必定充满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但是，杨先生到处张扬建立在他“一学期”和“两年”教学基础上的“中国大学成功论”，从他这位大师级人物的口中反复出现，似乎就变成“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了，这个成果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当今中国教育部的官员们底气十足地声称“中国大教育学是成功的”，然后不思改革。

　　杨振宁先生在他的“比较分析法”下，对中美教育的分析是这样的：“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对有创造力的学生很有好处，但也浪费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我们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阴暗的一面。”看到这样的话，我只好哑然失笑：振宁老矣，尚能思否！这是一个思维中太过明显的漏洞，恰恰就是杨先生自己“没有看到中国教育阴暗的一面”；他说“中国大学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也只是说钱不够、“科研经费不足”，这样的识见，对于当今中国常常写时评的数百位时评写手来说，估计也没有一位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的。

　　杨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恰恰是他老人家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难道人老了，思维能力真的会大大下降吗？若真是“老糊涂”，那多可怕呀。想想不久前去世的两院院士王选先生，他可是到了七秩高龄还是思维非常清晰的啊，比如他说自己“上电视说明科学生涯快结束了”，说自己“现在靠虚名过日子”，说“名人是过时的人”，这是如何的清醒与自省呢！

　　傅国涌先生在《公众为什么厚“丘”薄“杨”？》一文的最后，说“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多一些丘成桐，少一些只知道世故卖乖的杨振宁”，我并不同意这里给杨振宁先生所下的定语“世故卖乖”；我相信杨振宁先生说的“中国大学成功论”并不是“世故卖乖”的结果，而是他真切的想法，但可怕的恰恰是“真切的想法”——一个老掉的名人“亲身体会”的“真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