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地域文化，乃弘扬中华文化之一目，反映出人们的爱乡心和爱国情操，值得肯定。但其中有个现象却难称善美，颇可一议。此即人们多年来所习见的“名人乡籍之争”。譬如，广东、广西争袁崇焕的乡籍，湖北、河南争诸葛亮的躬耕地，湖南、河北争炎黄阪泉之战的纪念地，等等。

    从学术角度看，弄清某一名人的乡籍，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关乎弄清历史真相，关乎对历史人物做出透彻的研究。然而，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真正兴趣并不在这里，而在为本乡本土争“乡誉”。在争“乡誉”的论辩中，他们常表现出夸饰乡土的狭隘倾向和虚妄不实的学风。一条脆弱的证据，就可以攀上一位名人做同乡，一条确凿的证据，却又被隐匿起来，不向论敌通报；一位名人祖居某地，又通籍某地，两地本可共享桑梓之荣，但双方却必欲独占而后快；某位名人途经某地，小住而已，却被赫然作为“流寓人物”写入地方志，更甚者，连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竟也成了某县的“流寓人物”。炎黄阪泉之战的战场究竟在何处？某学者论道，本乡“有一片开阔地”，“正好作为战场”。这分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地以人显”，某地出了名人，或是与某位名人有了点瓜葛，此地便因之荣耀起来，这是中国的老例，也是人情之常，自然之事，无可非议。但若对乡土做不实的夸饰和虚妄的论证，便是应当纠正的偏向了。

    夸饰乡土，虚妄不实，其源盖出于狭隘的乡曲之心。此种狭隘之心，从古即有，今人不过是袭古人之老谱。明代大才子杨升庵，四川人，囿于乡土私心，评论李杜优劣时便扬李抑杜，又出于乡曲之私，夸饰苏轼兄弟，贬抑朱熹。对此，清代思想家魏源评论说:“升庵以太白为蜀人，遂推之出少陵上，其尊二苏而攻朱子，亦为蜀人故。”杨升庵还曾出于乡曲之私，诋毁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是“千古权奸之尤”。对此，钱钟书先生批评道:“升庵之骂荆公，亦有乡里之私心在。”民国学者姚大荣，为了给本乡名人、明末奸臣马士英翻案，写了一篇拙劣的《马阁老洗冤录》，文中置马士英确凿的罪案于不顾，竟说《明史》对马士英的直笔实录是受了戏剧《桃花扇》的影响，结果，经过他的一番所谓“洗冤”，马士英成了“忠武”(姚对马的私谥)的志士。

    对于夸饰本乡、贬低他乡这个国人的老毛病，鲁迅先生曾有过讥评:“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对于油煎大头鱼的做法，阿Q认定，只有自己家乡未庄的做法，即煎鱼时加葱叶，才是对的，而城里人加葱丝，是绝对错误和可笑的。上述古今学者那种夸饰乡土的毛病，正与“大英雄”阿Q的脾气相仿佛。

    学术研究，最应崇尚科学；上下求索，理应为求索真理。但乡曲之私，别有所图，与科学精神扞格不入。有了乡曲之私，其所谓研究成果便大可怀疑。钱钟书在评论楚人邓湘皋鉴赏竟陵派时所持的陋见时说:“乡曲之私，非能真赏。”即是说乡曲之私影响了学术鉴评的科学性。郭沫若乃一代才人、史学大师，却也曾为乡曲之私所蔽，他曾把本非出生于四川广元的武则天硬往四川广元拉，结果所写的论文颇多漏洞，令识者叹惋。姚大荣的学问本来也是不错的，但出于乡曲之私写成的《马阁老洗冤录》，却违背了考史的基本方法，而使用诬指之法，乱罪他人，结果此文写得一团糟，被人形容为“犹如一位低能律师的辩护状”。

    我觉得，某地出了名人，固然属于该地的荣光，但也应该懂得，这位名人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某地的”。我还认为，如果某位名人的籍贯一时确定不了，则不应过于较真，非弄个水落石出，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而是应抱着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写的好:“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下联说出一种观点，对于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是南阳还是襄阳，是无须争执的。这无疑是一种豁达的态度。对于袁崇焕的乡籍之辩，清代有个叫何寿谦的，也发表过公允、通达的议论。他说:“督师(袁崇焕)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一代之英雄豪杰，岂一乡一邑之可得而私者？”这番议论，眼光是弘通和有见识的，他称袁崇焕为“一代之英雄豪杰”，也就是把袁崇焕视为“中国的”；既为“中国的”，自然非一乡一邑可以独占。常言道，“爱国自爱家乡始”，这话当然不错。但爱乡决不应被“乡”字所囿，一乡障目，不见中国。爱国主义是分层次的，“乡土爱国主义”毕竟属于较低的一层。

    古人、今人同是为家乡争名人，目的却不尽相同。古人大抵只是为了博取“乡誉”，脸上有光；今人则除此目的以外，还企望名人能佑助本乡经济的发展，所谓“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搭台唱戏”，本来不错，但决不应抽掉科学精神这个魂，否则便真成了搭台唱戏——学人变成了“艺人”，论文变成了“戏文”。

    对于夸饰乡土的习气，先贤明哲曾有过不少批评性的意见。刘知几曾批评某些地方志赞誉乡邦时浮夸失真:“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曾批评《会稽典录》一书“矜其州里”，所载“五”(五位有才德的人)俱为“虚誉”。清人沈钦韩还曾批评《后汉书》的作者写到自己的乡先辈王充时，“务欲矜夸”。对于刘知几和沈钦韩的批评，鲁迅先生非常重视，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中写道:“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所说的“明哲之论”，指的就是刘知几、沈钦韩所谈的意见。鲁迅认为，“夸饰乡土”，对家乡做不实的吹嘘，乃俗人之举，是不该提倡的。那么，鲁迅提到的“大雅”又是怎样的呢？他没有细说。我觉得，在弘扬地域文化的时候，应当具备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弘通的眼光、豁达的气度，这些，便是我们应当崇尚的大雅。

    中国的学术需要大雅之士。愿大雅之士日增，愿阿Q式的“大英雄”敛迹。（李乔 原题：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