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最初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北角，习惯上称为“北部鲜卑”。在蒙古草原东南部发展起来的鲜卑人，东汉桓灵时曾建立以檀石槐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习惯上称为“东部鲜卑”。这两支鲜卑人群同源于东胡，考古学证明他们在文化上具有相近的特征。

　　拓跋人中世世代代流传着关于他们祖先生活的传说：“相传从前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一个名叫昌意。昌意的小儿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是以土德做天下王的，‘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以后世世做这里的首领，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到始均做头领的时候，还做尧舜的官。总经六十七代，至成帝拓跋毛，‘统国十三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先人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风俗淳朴，教化简易，不用文字，遇事刻木纪契。事情年代久远，好多都记不清了，祖祖辈辈这么流传下来的。”拓跋人把自己说成轩辕黄帝之后，跻身于华夏之列，正象匈奴人自封为夏后氏之裔一样，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以后正在与汉人融合的现实以及向往汉族历史文明的心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经过传说记史的阶级，抛去美饰自诩的成分，拓跋人这个古老的传说大致反映了他们祖先生活的真实。

　　拓跋鲜卑的原始居住地，北魏太武帝以前，拓跋人中已经没有人确知在何处，只根据传说中的模糊记忆知道在北方遥远的大鲜卑山。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远道来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者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

　　《魏书•乌洛侯国传》记载：

　　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李敞的祝文存在《魏书•礼志》中，共123字。近代学者根据这一历史线索，曾努力推断探寻鲜卑石室的地理位置，长期无公认结果。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从1979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反复调查，1980年7月30日终于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内找到了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从而证实了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源地。

　　嘎仙洞是一个天然山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北角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东麓，属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地理座标为北纬50°38＇，东经123°38＇，海拔520米左右。嘎仙洞在一道高达百米、巍然陡立的花岗岩峭壁上，洞口朝南偏西。洞内南北长92米，东西宽28米，穹顶最高处20多米，面积2000平方米，宏伟有如大厅，可容纳数千人。石刻祝文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高与视平线齐。刻辞为竖行，共19行201字，汉字魏书，古朴苍然。全文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用俊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揃凶醜威暨四荒幽人忘盲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东作帅使凿

　　石文内容与《魏书》所记基本相同，字体写法与河南嵩山北魏早期石刻高灵庙碑也大致相仿。石壁前地表以0.4米处埋有李敞致祭刻石时琢落的许多花岗岩碎片。

　　嘎仙洞一带气候寒冷，严冬季节气温降到摄氏-40℃以下，而洞内不过零下十七八度，适宜于原始人类过冬居住。“公共房屋和集体居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人类赖以安息的住所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之一，原始的拓跋人在其生产力十分幼稚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这样的天然山洞作为他们的栖所。他们集体住在这个大洞里，抗拒着大兴安岭的严寒，而长期的群居又逐渐培养出他们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

　　石文说“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亿年比喻年代多，意思是先祖在那块土地上经历了很久的年月。毛以前拓跋先世已积六七十代，毛以后到北魏道武帝开国又经历了大约三十代，所以天兴元年道武帝拓跋珪诏定国号时说“昔朕远祖，总御幽都”，“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以一代二十五年的一般指数计，则拓跋先世最早在嘎仙洞一带活动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1700—1800年，约当夏末商初。他们的后人在这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嘎仙洞在灰土层堆积，初步探明为1.3米，包括了新石器和打制石器的两个文化层，表明了它的主人所经历的社会阶段。大体自始均至成帝毛，拓跋人处于氏族公社的早中期阶段，随着人口的繁衍，到毛时形成以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部落组织。史文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国”是嘎仙洞周围各个山头的氏族生活区，“姓”是各山各个洞中的家族，“大姓”则是家大有声望的家族。至于三十六和九十九两个数字，只是修史者语节合拍之词，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周围自然环境的限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毛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血缘部落的酋长，部民称他为“可寒”，即“可汗”。这时他们“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社会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闭状态。

　　嘎仙洞的堆积物中出土了很多手制夹砂灰褐陶片，还有骨镞和石镞。骨石镞表明射猎是他们主要的经济生活。这一带层峦迭嶂，林海苍茫，原始的山林里生长着獐狍野鹿，这样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拓跋先人只能是“射猎为业”。在长期的狩猎劳动中，他们逐渐学会了驯养野生动物，创造出畜牧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因素导致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时丛密的森林就显得狭窄潮湿而不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他们只有离开这里，寻找和转移到开阔的草原地带去。
 
  来源：东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