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妹中的三妹张兆和 ，因为嫁给了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却对名声在外似乎很不习惯，常常显得沉默寡言。 兆和年满19岁后，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眼光，他们都对她满怀仰慕之情。对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家里，从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在兆和的记忆中，自己早年的长相和姐妹们所描绘的差不多。她喜欢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们一起读经书，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看门的老头从自己的碗里分给她一些糙米饭，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娇宠她，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很爱她，但是母亲太忙，没有太多时间管她，她会让兆和呆在自己房间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给兆和，让她自个儿玩。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着木尺打她的手心时，她不哭，姐姐允和欺负她的时候，她也不埋怨。她不在意独自解决问题，情愿保持沉默。 即使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兆和也喜欢单独行动，悄悄策划。在家里，她是有名的“小捣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后，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头。 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她很执拗，但是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在学校能表现优秀，干出一番事业。她自觉在家里无足轻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她也不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从未心怀不满。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沈从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他的文学创作饱受赞誉。1930年的某日，沈从文认识兆和没多久，就忍不住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当时兆和是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她的答复是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连续三年，沈从文不断写信给兆和，他们先是同处于一个城市，他从城市的另一端写给她，然后他到了北京，从那里写给她，随后发信地点又变成了青岛这个“海滨城市”。 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兆和的信中说：“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但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当他几乎把所有的话都快说完时，兆和来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然后他们结婚了。 兆和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会因为不能“征服”丈夫而觉得“幻灭”，也没有“对主妇职务的厌倦”。她更不担心“惊讶”的感觉渐渐“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兆和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诸如丈夫的消费习惯，她怎样才能用那么一点收入度日。正是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种转变来得何等的迅速。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她远离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因为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体贴的行为——因为能够减轻他人的负担。在写给丈夫的家书中，兆和提到：沈从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说，事实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 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从来赶不上妻子。婚姻使他们双方更加独立，不肯受对方的影响。193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分享对书籍的兴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沈从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北京，兆和与两个儿子都没有同行。沈从文在北平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终点将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分离期间，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给她的信则少得多。当时兆和27岁，但是已经觉得“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她最担心的还是沈从文，担心他是否会在漫长旅途中受冻挨饿，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结婚以后，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对兆和的认识写入了短篇小说《主妇》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记》出版，该书以两年前他在返乡之旅中写给兆和的信为素材写成，他自己对此书相当满意。在这些信中，沈从文称呼兆和“三三”，因为她是张家的三女儿。他称自己“二哥”，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辗转三个多月，抵达昆明和沈从文重聚。1939年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迁居到郊区小县城呈贡。她决定搬到此处，是因为当地有一所为难童开办的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当老师。 此时沈从文有很多不太顺心的事。他在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教员因自己只有小学学历而强烈反对他担任这份工作。 在此之外，沈从文还能感受到来自兆和的压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从文对于语助词“常用错”，然后她就从最近沈从文给她的信中举出一个错误的例子，并给出正确用法的例句。 兆和喜欢编辑丈夫的作品，她承认沈从文很怕她读自己的稿子，因为她“没法子不动手改”。他会说：“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沈从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样，有着救人的力量。兆和则不敢苟同这种看法。他们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帮助她塑造了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而沈从文的信仰，也许是来自他敏感的心灵，也许是极端的热情和天真，他早年的游历，湘西的风景和刚烈的地方性格。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而兆和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她也会和他一样感到慌乱不安，而且沈从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微不足道。 在沈从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满生命意志，这已足以造就她的伟大。她所关心的职业和独立，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她的评价。“主妇”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边总是会有些心绪不宁。 1945年，抗战结束了，沈从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国文学教授。这一时期，沈从文重新开始收藏文物，“这时他家里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趁着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买了大量东西。 战争末期，兆和又成了沈从文的“缪思”。在与兆和共同经历战争，生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文字背后的爱意更多了，而且现在他承认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别有含义。他称她为“一种奇迹”，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沈从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那样写作，他感受到了写作的冲动。 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扰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批评他的文章非常严厉，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接着，北大的学生开始在校内贴他的大字报。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因为其中有些学生是他教过的，而且还相当欣赏他们。秋季开学时，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兆和一直鼓励沈从文重新开始写作，他反问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笔？”沈从文脱离文学世界已经很久了，与之同时，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沈从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时，他们通过信件激烈地争论一些文学艺术问题。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在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他们的数次分居，有时也是出于自愿，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从文过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

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

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

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

抗战期间，充和与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1936年她生了病，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

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后来成为了充和的老师。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

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沈从文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

一位文化曲人独特的世纪回忆， 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浸润她六十年来海外移居的生涯，记录众多曲人以曲会友的盛事，荟萃他们丹青墨韵的精华， 这就是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珍藏至今的纪念册《曲人鸿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战前后吴梅、杜岑、路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间，身在美国的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后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等作品。

今依据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曲人本事，钩沉演艺传承，再现当年沙龙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并对《曲人鸿爪》各家题词和画幅做出画龙点睛的诠释和导读。此外，附录张家旧影、张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题字存目。全书文字书画，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张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谁家庭院。

元和是四姐妹中的老大，比弟妹都成熟些，所以性格也更老成持重。元和的故事，是一个职业昆曲艺人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顾传玠，是个昆曲演员。他在当红 的两年里曾风靡整个上海，无数观众为他疯狂。然而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他却突然退出舞台，彻底改行。 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时，常常看顾传玠的舞台演出，她和她的朋友们是他的戏迷。在那个年代，一位名门闺秀和一个戏子之间即使是退出舞台的戏子发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因为那时候戏子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所以1939年4月元和与顾传玠的婚事曾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事渲染。 想必是元和对昆曲和舞台的热爱促使她下决心嫁给这个男人。但除了昆剧，顾传玠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离开舞台后，顾传玠尝试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先后尝试过股票、烟草采买、调查田地开垦等事；他还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尽管元和婚后的日子远逊从前，但她对顾传玠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她从来不在背后说丈夫的坏话，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有什么坏习惯。 元和不太显露强烈的情感，除了丈夫和儿子，她对别人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抗战八年，元和是姐妹中唯一留在沦陷区的。即便在别人大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她仍然能保持优雅的仪态。 但元和的婚姻中显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她的遗憾也全与丈夫有关。1966年，顾传玠因患肝病早逝。 丈夫去世后，元和有一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葬在浅坟中。元和叹道：“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玠”的意思就是“玉”，对于元和来说，顾传玠是一块美玉，元和嫁他缘于戏台，最后又葬他于戏台之上。

老二允和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坦率倔强嫉恶如仇的英雄 情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故事，她喜欢那些性格鲜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允和从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胆弥补了体格方面的缺陷。从小学习昆曲，使她“在几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场，出了错，也不害怕。”允和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乐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几何概念和数学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还在学校接触到哲学、生物、当代政治和体育活动，学习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了历史系的学士学位。 允和在姐妹中结婚最早，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但是战乱却使她尽尝颠沛流离。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郊区，女儿突然得了盲肠炎，因找不到医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一年半后，她的儿子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此时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并非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如何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她的观点，于是聘请允和帮助他们编辑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这份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没过多久，允和就决定退休。尽管对教历史和编历史教材颇有兴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妇女。 从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这个研习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传习所的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为研习社联络大小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领过单位的钱，她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 在经历了坎坷的岁月和人生风暴之后，允和的情感和身体竟然都没有留下什么创伤，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这实在是个奇迹。

九如巷张家，不仅在苏州教育史上有重要位置，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赫赫有名。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她们的诗意人生牵动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她们的文集和传记——《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合肥四姊妹》都曾畅销一时。

20世纪20年代，张家兄弟姐妹们在苏州九如巷家中合办家庭刊物《水》，发表自己的作品，后来在离散中停刊。 1996年，《水》又在九十多岁的张允和倡议下复刊，先后在北京、苏州编辑，随张家后人流向大江南北，直至大洋彼岸、世界各地。这本家庭刊物被出版家范用先生誉为 “本世纪一大奇迹”。 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水》的文选《浪花集》；今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这本家庭刊物以及他们的家族故事，由此被更多的读者熟知。

如今，九如巷老家还住着九弟张寰和。九十岁的寰和老人满头华发，交流虽然需要助听器，但记忆惊人，思路清晰。他继承父亲成为乐益女中校长，终身在苏州从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