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９日电 题：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新华社记者程云杰　王建华　林建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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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隔３２年的两次毁灭性地震袭击面前，除了无限沉痛与哀伤，人们内心的诸多感受已迥然不同。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深深地铬刻上两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北京市以东约１５０公里外的唐山市发生里氏７．８级大地震后，当时２２岁的北京市民于沛和邻居一起，用草席、竹竿和塑料布，在宣武公园的儿童体育场上搭起四处透风的防震棚暂居。当年，中国１７个省级行政区的近４亿人躲避在简陋的防震棚内度日。

    然而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残破的墙头，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１０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思想、组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坏。

    报纸、电台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解救残垣断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直到３年后——当时被批斗的“主角”邓小平主导设计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实施，人们才从新华社播发的一条简短消息中获悉，高达２４万多人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当时，各种流言混杂在一起，令人真假难辨，很多人生活在恐慌和不安之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于沛在办公室里回忆那段特殊岁月。

    时隔３２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比唐山大地震更为严重的四川汶川里氏８．０级大地震发生，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３２年前被视为“国家秘密”的灾情与伤亡数据，如今在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就经由国家通讯社发布，成为海内外媒体滚动更新的“快讯”。而地震发生３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甚至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难总人数的估计数字”，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

    印刷媒体的详尽描述与电子媒体的实时转播，让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国务院总理难忍的同情泪水、失去亲人的群众的号啕痛哭、废墟上争分夺秒的救援、社会各界的捐赠与哀悼，甚至是军队在地震发生数小时内迅速向灾区调动集结的过程，都公开传递给了国内外公众。

    “虽然汶川大地震作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难令人痛心，但它毕竟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窗口。”于沛说。

    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具有开创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去年秋季写入了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成为了汶川地震救灾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造成民众对两次大地震心理感受出现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共的执政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已被清晰确立并被贯彻执行，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渐成社会风尚。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要把救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国务院还设立了新中国的首个“国家哀悼日”，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民众降半旗。

    唐山大地震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个人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往往遭到忽视，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斗争的需要”。

    描写唐山大地震的《断裂带》一书的作者张建平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复很少被公开提及。煤、钢和陶瓷是重工业城市唐山的标志。张建平当时在驻唐山的空军服役，既是一名地震幸存者，也是抗震救灾的一员。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半个月后，除了仍然抓紧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灾民的善后安置及灾后重建也迅速成为工作的重心。地震后，上千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急需帐篷和过渡安置房遮风避雨，胡锦涛先后专程到浙江和河北考察帐篷和救灾过渡安置房的生产情况，督促抓紧生产。温家宝则表示，争取用３个月时间把灾区安排有序，使灾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截至２９日１２时，汶川地震已造成６８５１６人遇难，３６５３９９人受伤，１９３５０人失踪，转移安置１５１４．６８４万人，受灾４５５４．６０６５万人。

    ３０多年来，中国已由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说，如果和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截至２９日１２时，中国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２０９．３８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１６６．８６亿元，地方财政投入４２．５２亿元。

    严书翰指出，抗震救灾还反映了中国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完善，“过去数年来，中国已明显加快构建有助于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体系”。

    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今年５月１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３０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唐山大地震时，中国仍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受到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限制和干扰。

    而如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与唐山大地震时拒绝外援相比，此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首次接纳多国专业救援队前往灾区。政府不仅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救灾款物，还多次主动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救援清单寻求持续支援；政府更是历史上首次接受外国军队提供的救灾款物；外国记者也被邀请到灾区现场做第一手的采访报道。

    “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是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最大不同之一。”《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写道。大量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志愿人士自发而广泛地参与了抗震救灾，使得一些媒体注意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

    据中国财政部统计，截至２９日１２时，中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３７３．０７亿元，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人们注意到，这些捐赠款物不仅来自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且还来自改革开放后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以及广泛的国际社会，与政府财政救灾款物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汪同三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地震发生后，十几万救灾大军从陆路、空中和水上快速调往灾区，成千上万的医疗人员云集灾区施救，同时，多种大型救灾机械和先进救生设备广泛应用，使受灾群众的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挽救。

    而在不断强调“要继续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新的“两不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一手要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发展。

    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地震灾害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也都留下了一些遗憾。两次造成巨大损失的大地震，都没有能够得到临震预报。中国是地震多发国家，从１９６６年的邢台地震起，中国就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地震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地震科学仍是世界难题，人类离最终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唐山大地震还主要是一次城市型地震，那么，人们在面对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严重损害的汶川大地震时，也看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这也为灾后安置和重建工作增添了难度。另外，虽然震灾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不大，但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些新课题。

    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可以预期的是，３０余年里经历了两次特大地震的中国，对如何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践行科学发展观，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贴切更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