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样一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深刻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一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潮，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江活捉高俅又把他放了，这事让人憋气。高俅那厮，不但是梁山好汉的“私敌”，也是国家人民的“公敌”。不少人，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只可惜抓他不到。现在活捉了，正可以“大快人心”一把，怎么又放了呢？不要说林冲几个，便是我等，也想不通。

　　决定要放的是宋江。想当时宋江一定很为难。他夹在山寨与朝廷之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里捏着高俅这个活宝贝，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所以，宋江虽然大获全胜，心情却很沉重，忧心忡忡，一脸的难色。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况，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总督管多省（二个或三个），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他们也只管一个省。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巡抚正二品，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主要就是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