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甫毕，各地的新科“状元”纷纷出炉，成为一年一度的热点。“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在我们这样的考试大国，“金榜题名”为人生之大幸，状元为众生所仰慕，想不炒也不容易。北京的文理科状元均为女生，而且近年来各地女状元的比例居高不下，是一个有认识价值的教育现象。来自香港的竞争，令北京的理科女状元徘徊于北大与港大之间，是另一个有意义的教育话题。
    但真正值得认识和思考的，也许是“有多少状元能够成才”的诘问。伴随科举制的兴衰，这样的质问一直没有停止过。据查，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共计552人（也有649人、674人之说），但真正留名青史的，区区数人而已。有人称知名者仅2人，武状元为唐代的郭子仪，文状元为宋代的文天祥。其实晚清也有一些名状元，如一代帝师翁同龢、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状元资本家”张謇等。但绝大多数的状元，的确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了。由宋及清共产生了19位状元的安徽省休宁县是中国的“第一状元县”，该县不久前修建了巍峨的“状元楼”以弘扬本地的“状元文化”。可惜这19位状元均不知名，只留下了几座“状元及第”的徽派民居。
    杰出的历史人物基本不是状元，连进士也不多，大多不是考试高分的优胜者，中外皆然。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均属少年愚顿，大器晚成。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成才之路坎坷，也非早慧的优等生。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解剖59.3分，组织72.7分，生理63.3分，伦理83分，德文60分，化学60分，物理60分，平均分数65.5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作家。美国国家档案馆最近公布的档案，显示多数总统青少年时代的校园表现平平。肯尼迪8年级时的语文考试仅得55分，约翰逊三年级的语法考试成绩为D，老布什的考试成绩多为六七十分。他们大多就读公立学校，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老布什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他们在孩童时代显露的是个性鲜明、志向远大、做事独特的特征。
     那么，现代的科技人才是否也循此规？由于缺乏大样本的调查，此处仅有一局部数据。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曾分析过毕业自该校的23位院士的学习档案，发现他们高三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名列年级前10名之内的仅5人；从分数段看，居于前30％的有15人，居于中间40％的有2人，而居于后30％的有6人。如果追溯到初中、小学，他们中的大多数肯定不是名列前茅的尖子。
     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离开中学一二十年后转身回顾，会发现当年班级或学校最出众的“尖子生”已成凡人；而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的，多是那些表现平平甚至毫不出众的同学。有人称之为“第十名现象”，即日后有成就者，往往并非当年的最拔尖者，多是那些中等偏上的学生。此类事例的教育意义，当然不是毛泽东所津津乐道的“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佐证；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教育与成才、考试与成才之间幽暗复杂的关系。
    它告诉我们，中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成才或成功，取决于社会历史环境等复杂因素，所谓时势造英雄，不完全是个人能力所能左右的。而在特定的时势中能够成就伟业、出类拔萃者，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考试所测量的学业能力。与智力因素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抱负、胸怀、勇气、意志、坚韧等基本品质，是知人论世、审时度势的悟性，是综合素质，是情商。那些未能青史留名的状元并非蠢才，只不过是循规蹈矩的“规范性”人才而已。那么，在工作性质比较单纯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何也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情况？对“第十名现象”的解释是：那些尖子生为追求高分而付出过多，从而损害了一些更为重要的素质。正象马拉松赛中的领跑者，往往并非最终的优胜者。
    人生正是这样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对那些处于“教育恐慌”之中的家长和起跑线上争先恐后的学生，需要说一声“悠着点！”放开眼界，抛却世俗的功利标准，状元和第一本不重要，成功的教育是每一个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真正重要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圆满，做最好的自己。

（转自杨东平博客，编辑进行了少量勘误。　桑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