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寻觅中华》（余秋雨 著 作家出版社）

    一

    大地为证：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亲近诗。

    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是还要早得多。至少，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奔忙的时候，就已经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 诗经 》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 诗经 》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 诗经 》所收的数量大得多。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 论语 》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诗经 》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无论是谁选的，也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 诗经 》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 诗经 》。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象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雎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每次吟诵《 诗经 》，总会联想到一个梦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 诗经 》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 诗经 》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 诗经 》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画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画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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