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那么，王明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如何，应该如 何评价王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正确认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明崛起的背景及因素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并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种说法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不是远东局所能解决得了的。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并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共六大，在米夫出使中国时担任了翻译，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印象，但这样一个“好学生”的影响和基本性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及其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出现与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李立三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起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提升了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其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而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但实际比这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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