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顶“托派汉奸”的帽子突然扣到陈独秀的头上。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引发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的大争论，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悬案。那么，陈独秀汉奸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独秀欲回党内

　　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获释出狱后，偕夫人潘兰珍暂住在南京的朋友家中。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及其弟弟陈立夫，联合在陈果夫家中宴请了陈独秀夫妇和陈独秀的几位好友。宾主落座后，陈果夫举起酒杯说：“在座的诸位先生和女士同独秀先生都是难得的好友，让我们共同敬独秀先生一杯，为他洗尘。”

　　大家端酒共同与陈独秀碰杯，然后一饮而尽。陈独秀放下酒杯，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说：“谢谢果夫兄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5年，吃了5年的白饭，这就要多谢蒋先生了。”

　　这时，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朗笑道：“诸位，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蒋先生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陈独秀站起来，摆了摆手，说：“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是异想天开！”在座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说：“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请朱先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天机”，使陈果夫兄弟和朱家骅异常尴尬，宴席自然不欢而散。进入9月，战局日益恶化，南京随时有陷落于日寇之手的危险。南京市民扶老携幼，纷纷逃离，寄人篱下的陈独秀也心急如焚。

　　这天，突然有一位上海来客拜访陈独秀，并转给他一封上海托派的信，说：“总书记，你德高望重， 上海的朋友殷切地希望你回去，重振党的组织。他们已筹集了资金，在法租界为你租好寓所，若在那里隐居下来，比在南京安全多了。总书记，我已经给你和夫人买好了火车票，火车到上海有车接你。总书记，你意下如何？”

　　潘兰珍满以为丈夫会同意去上海，岂料陈独秀声色俱厉地对客人说：“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大旗作虎皮’，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随后，他就发出了逐客令。

　　这位上海来客狼狈不堪，扫兴而去。不久，陈独秀迁居武汉。

　　与此同时，陈独秀托好友罗汉找到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宜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李克农，转达了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去延安工作的愿望。叶、李对此表示欢迎，因为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事关重大，他们不好决定，所以叶、李特为罗汉准备了旅费和介绍信，请他自己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罗汉于9月初抵达西安，会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经林电请中央同意后，罗汉准备去延安，不料正好此时山洪爆发，导致交通中断，罗无法成行。中央遂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对陈独秀的要求提出了3项先决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罗汉即准备返回武汉向陈独秀汇报。行前，林伯渠特意叮嘱罗汉：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与别人不同的地位，若能放弃成见回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他要求罗汉回去后对陈独秀作耐心的规劝。

　　就在罗汉北上赴陕之际，陈独秀再次托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表示自己与托派组织已脱离关系，希望会见党的代表。于是，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在谈话中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脱离托派组织。陈独秀虽表示完全赞成党的抗日政策，但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并承认错误的问题，未明确表态。过后不久，应陈独秀的要求，叶剑英又专门与他会晤了一次。

　　罗汉回武汉后，向陈独秀报告了中共中央的3项条件。陈独秀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并起草了抗战的7条根本意见，委托罗汉赴南京转交叶剑英、博古，博古阅后认为陈独秀的主张与党中央的路线并无原则上的分歧。11月20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发表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该文诚恳地希望陈独秀“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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