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稀缺不是理由

　　超越教育的种种乱相和教育腐败的具体个案，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令人难堪的。2002年，我国教育经费共占GDP的5.35%，其中政府财政性经费占GDP的3.41%，社会资金占1.94%。全世界200个国家中，社会资金超过2%的极少。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性教育经费几乎已经达到“天花板”水平，民间社会和老百姓为支撑社会教育付出了极高的费用。

　　具体而言，我国全部教育经费中只有56.83%来自政府预算内拨款，小学教育的这一比例为74.51%，初中为68.28%，高中为38.63%，高等学校为44.68%。与此同时，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在小学阶段只有1.86%，中学阶段为3.68%，高等学校约10%。这与那些强烈提倡进行教育改革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英国、新西兰和美国，政府为基础教育提供的资金支持都高于90%。我国公办学校从非政府渠道强势地汲取资源的这一现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王蓉博士称之为“小的非公共部门，大的非公共投入”。

　　它被视为是由于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而导致的“穷国办大教育”的无奈现实。在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好不给钱给政策，允许学校“多渠道筹资”，乱收费便不可避免。无疑，国家需要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投入，在这一方面，我们至今没有达到及格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探讨在国家教育投入逐渐增加之时，教育费用何以不断攀升、择校热愈演愈烈。对此，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然而，“稀缺论”显然并不足以解释何以在高校入学瓶颈拓宽、中小学优质资源不断扩大之后，基础教育气氛的持续恶化。

　　制度推动的教育乱象

　　剖解基础教育的“产业化”操作，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合法化的机制和制度，这是最为可怕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重点学校制度。由于重点学校制度制造学校差距、加剧考试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等负面价值的彰显，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主管部门就明令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改为实行电脑派位、就近入学。1997年3月，国家教委曾发文要求京津沪等城市限期取消“择校生”。

　　择校之所以没有取消反而扩大，从大城市蔓延到农村地区，在于我们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并没有真正革除，仍在通过招生、教育经费、师资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制造和拉大学校差距，使得名校愈名愈富，差校愈弱愈贫，造成学校的两极分化，实行的是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制造、推动着择校热，导致基础教育的非正常化。

　　豪华、昂贵的重点学校误导学校建设、异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加剧了老百姓的教育费用，并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在新一轮的“创重”（创办重点学校）和创办“示范校”的热潮中，很多地方动辄投资一两亿建一所“示范性高中”，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也不惜贷款几千万打造“重点学校”。目前国内一些重点学校的硬件条件、豪华程度不仅早已超过国内的重点大学，而且超过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的水平，是完全违反教育规律和我国基本国情的。它在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之时，极大地抬升了教育费用，加剧了家长的教育负担。

　　一些学校之所以不惜代价“创重”，是因为评上重点之后就可以招收择校生，从而合法地利用教育“寻租”。在一些贫困地区，重点学校甚至要向地方财政上缴经费，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源之一。将重点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创收的途径，并将之合法化、制度化，使公办的重点学校成为教育系统营利、创收的工具，是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教育费用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在高等教育领域，则另有一些新的动因。除了传统的低效率之外，公办高校的盲目扩张、大举圈地、并校、建大校园、追求综合化和研究型的建设浪潮，无疑极大地抬高了教育成本，让许多高校背负高额债务。例如，教育学者张铁明指出，某地在建的大学城总投入300亿，按照20万学生全部到位，平均每一个学生每年收5000元学费计，连还利息都不够。各地高校举借的高额债务，不仅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而且这些债务最终将主要由学生和家长承担。需要指出的是，在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公立学校的非营利性，其经费由政府拨付和按公用经费管理，严格禁止学校向银行借贷。因为如果学校具有还贷付息的能力，就意味它能够产生利润，具有了营利性，违背了公办学校非营利的宗旨。

　　遏制公立学校的投资饥渴和强大的收费动机的根本之道，是恢复公立学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这一方面需要靠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义务。在中小学阶段，还需要坚决地贯彻教育均衡化的方针。改变由择校热制造的恶性升学竞争和高昂的择校费，必须改变目前“劫贫济富”、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的重点学校政策。重点学校不应具有超越公共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不能成为创收寻租的经济工具。

　　打破垄断，解放资源

　　在国家教育经费有限、又不能靠大规模教育收费支撑的情况下，保障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经费究竟从何而来？破解这一困境的诀窍，或者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和经验，正是发展教育产业，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这一理论的本义。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公众巨大的教育需求，一方面是由于体制障碍难以进入的巨大的社会资金，从而造成捉襟见肘的公办教育与孱弱的民办教育这样的格局。诚如学者所言，对于中国教育，真正短缺的并不是经费，而是所谓的“体制性短缺”，是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是畸形的，即“宏观垄断，微观放开”，其后果必然是“宏观管死，微观搞乱”，因而弊病丛生。正确之途，正如我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实现的变革，是国家在宏观上开放教育市场，破除教育垄断，消除体制障碍和歧视性政策，通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来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如果民办教育在中小学所占的份额达到10%左右、在高等教育达到30％～40%左右，可以想象，这将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教育资源的匮乏。

　　除此以外，另一个重要思路是公立高校改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占用过多的教育经费，挤压了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经费，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首要的义务是保障义务教育的实行。如果通过市场化、股份化改造将一定比例的公办高等学校改制，则可省出巨额教育经费作改善义务教育之用。近年来，各地已经有一些公办高校改制的成功尝试。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清除那些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允许改革，允许实验。试想，每个省有2所高校进行改制试点，探索道路和积累经验，难道不是稳妥可行的吗？

　　整治教育乱收费已经进行了10年。如果政府具有学习能力和反思能力，过去一年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评将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将促使教育在2005年走上良性的治理之路，在恢复公立学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同时，解放教育生产力，促进教育公平、理性的新发展。■(来源：南风窗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