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改制3年仍按需分配 村干没拿过红利

2008年02月29日     来源:大河网-七日财富

大河网讯

　　●王宏斌今年５８岁，村民们说他是“不老的班长”，而他也自称“精神上永远不会退休”。

　　●在历史潮流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有一些大门，它必须迈进去，那里面，有着太多的魅惑和激辩。

　　□首席记者周健文图

　　一个巨大的梦想，目前仍在南街村延续。

　　每天早上６：００，南街的民兵小王会准时和同伴走到村西头的毛泽东塑像旁，与其他民兵轮岗后，在那里一守就是一天；每天上午８：００前，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王宏斌会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慢慢踱着步，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思索和工作。

　　但是最近，他们的这种工作节奏被打乱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开始探访这个中国著名的“红色亿元村”，所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调查南街村集团的股份制改造。

　　南街村，在“改革开放３０年”这一历史节点到来之际，再次被推上风头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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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改制

　　南街村集团长期以来都是“集体经济”的代名词。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该集团设立于１９９７年，注册资本２．０１亿元，原股东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河南南德油墨有限公司和临颍县粮食局南街粮食管理所构成，它们所持股份分别为：６２．９％、２２．５％、１３．４％、０．７４％、０．４５％。公司５位法定代表人分别为王宏斌、方志展、王继春、王金忠、邓书亮，他们同时还是南街村集团高管：王宏斌为南街村集团董事长，方志展为南街村集团副董事长，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全忠为南街村集团董事、南街村村委会主任。

　　这种股权结构一直保持到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到了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一次在南街村集团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了：是日，在集团办公室三楼，该集团召开第２５次股东会，经１５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原有的法人股东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河南南德油墨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等分别将部分或全部股本转让给王宏斌、郭全忠、贾忠仁、王继春、窦彦申、刘晓青、王金安等１２个自然人，总股本达到１．０２５亿元。

　　同时，该股东大会还决定将资本公积３．２９亿元作为转增股本，均按不同数额由减持股份后的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和王宏斌、郭全忠、贾忠仁等１２人享有，并同时获得相应的股本收益权。

　　据了解，这是一次明显的股权激励，１２位自然人均为“自愿接受”。随后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召开的第２６次股东会上，南街村集团就明确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２．０１亿元提升至５．３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４０％，王宏斌占９％，郭全忠、贾忠仁等６人各拥有６％，邓富山、张平等５人每人分享３％。

　　按照南街村集团的章程，该集团“实行权限分明，科学管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收益”。毫无疑问，此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必定会给外界带来无尽的遐想。

　　但这一“事实”，近３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没有被外界所关注，直到最近才成为媒体的曝光点，各种说辞纷至沓来。

　　按需分配ＶＳ市场体制

　　“任其发展、顺其自然，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让实际说话去。”面对越来越多的外界声音，今年２月初，南街村“班长”、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王宏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此事不值一辩，因为南街村到现在坚持的还是“集体经济”，他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拿的还是每月２５０元的工资。南街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向记者反映，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见到有什么人从南街村集团“拿过什么红利”。

　　记者了解到，南街村集团实行如此的股份制改造，与当时的宏观政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河南省针对“乡镇企业规模小、科技水平低、管理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和部分集体企业机制弱化、产权不清等问题”，强力推进乡镇企业改制工作，要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乡村集体企业改革为重点”，“以建立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为方向”，因企制宜，形式多样，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组建企业集团。同年１１月，有关方面下发《关于加快乡镇企业改革调整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豫发［２０００］１９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此后的３年内，全省乡镇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工作。

　　“这次大面积铺开的改制，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资产决定股权，以股权决定所有权，以所有权决定对企业的决策权，目的是解决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做到‘同股、同利、同险’，实现了‘连股、连责、连心’。因而，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创造、谁受益’和‘依法确认、尊重历史、宽严适度、有利监管’的原则，明确产权归属，就成为每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河南省一位曾参与当年乡镇企业改革的政府官员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南街村集团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做出改制的“最后选择”，与省里要求的最后期限有关。不过，就改制方式而言，南街村集团的做法着实在他的“意料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

　　根据《意见》，乡镇企业在产权界定上有下列几种取向：“对于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兴办的企业，所有者权益归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很少投入资本金，靠贷款和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企业，其所有者权益主要归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职工集体所有；对于主要由个人出资，只向乡村集体交纳管理费，但企业注册为集体企业的，原则上将各种提留、税收减免所形成的资产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余资产归企业出资者和职工集体所有；对那些既难以划清主体，又没有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的资产，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平等协商的原则合理确定。”

　　而为了合理设置股权，《意见》要求，“对于所有权归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允许采取增量扩股、配股的办法将企业部分存量资产量化给经营者和职工作为分红依据；对于所有权归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应根据实际保留一定比例的集体股，其余资产可根据贡献大小、工龄长短等综合因素，经充分协商，增量扩股、配股量化给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对于主要所有权归企业出资者和职工集体的，允许将大部分资产量化给企业出资者和企业职工”。

　　“从这份文件来看，南街村集团改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省会经济学界一位专家对记者说，“只不过，长期以来，它成了集体经济的代名词，甚至成为某种符号，产权‘私有化’超出了人们对它的既有认识。”

　　分配仍是“大集体”

　　无论改制的“事实”到底如何，在对村民的分配这个问题上，南街村依然坚持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这样原则。

　　在关于王宏斌的一份宣传材料中，南街村的发展被赋予浓墨重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带领全村父老乡亲，在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上，‘靠玩泥蛋起步，靠玩面蛋发家’。大力发展村办工业，先后建起了面粉厂、方便面厂、胶印厂等２６个企业，产品畅销全国２０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的行政划分上，南街村只是一个８００多户人家的村庄。不过，这里所有的一切，企业、房产、学校，及至一草一木，在南街村，都归村集体所有。正因如此，“村民们享受着１４项公共福利，住房村里统一按需分配，室内家具、电器、炊具、中央空调一应俱全，全部由集体统一配备；小孩儿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所有学杂费都由集体负责解决；村民看病由村里统一报销；每人每月供给１５公斤面粉，吃水、用电、烧液化气全部免费，每人每月另发４０元的福利购物券；青年结婚、老人去世，一切费用都由集体负责”。

　　这种“高福利”自１９８６年开始。实际上，截止到目前，南街村村民享受到免费福利已经２０多项。以住宅为例，从１９９３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按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９２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７４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彩色电视机和家具；液化气灶、抽油烟机等都是统一配置。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２４小时热水不断。一套住室耗资近８万元。

　　对此，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目前做得仍不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５年内，南街村要让村民重新吃上大食堂；１０年内，要让南街村村民的生活用品全部实现供给制，“除了内衣、手表、金银首饰、皮鞋、电器等，一应用品全部由村里提供”，“我们在分配上的口号是：让南街村富得个人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低工资，高福利，这是南街村在分配上的特点，记者了解到，这二者的比例目前是３∶７。不过，即使是工资，南街村也实行两种标准：按村里统一规定，外来的市场销售、科研等方面的人员，每人每月１００～５００元的工资，且有其他形式的薪酬。而村干部，因为要当“傻子”，做“二百五”，王宏斌当年就定下来每人每月最高２５０元。

　　不过，十几年过去，随着物价上升及全社会薪酬标准的提高，南街村干部的这种“低收入”水平面临着挑战。偶有发生的内部腐败现象，时时提醒着王宏斌，这个标准也许该调整了。

　　去年１２月，毛泽东女儿李讷向南街村寄来１０万元汇款，希望该村将这笔钱“用于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提高生活质量，把身体健康搞好，以更好地带领南街村探索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无独有偶，常州一市民也捐出类似的款项。对此，王宏斌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用这些钱来改善他们几个人的生活质量，而将全部用于新农村建设。

　　“企业办社会”标准版本

　　在许多市场人士看来，南街村的分配方式，的确能体现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相结合的优越性，但是，在当前农民的各项税赋已经取消，农村的医疗、教育等事业取得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南街村的这种“企业办社会”现象，已显得与市场经济、与当前社会主流“不合拍”。

　　按照公开数字，每年，南街村村民提供的各项福利开销在２０００多万元以上，每人年供给品折合金额近７０００元，而且，如果考虑到５年、１０年之后的规划，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这部分支出显然还要提高。而这，如果都计入南街村集团的会计核算体系中，显然要切去其收入的一大块。

　　而南街村集团的经营效益到底如何？王宏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１９９６年是南街村集团效益最好的年份，销售收入达到１６亿元；其后效益一度下滑；从２００６年开始，集团经营从低谷中复苏，当年实现产值、利税分别为１２亿元和６４００万元，２００７年则上升到了１４．７亿元和７５００万元。但南街村集团的利润却不尽如人意，工商资料显示，２００６年该集团的净利润只有３１０多万元。

　　按照南街村集团公开的数字，该集团的总资产为２９亿元，下属２６家企业，多以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

　　有学者在研究了南街村集团６年中的财务指标后发现，该集团“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有着某种契合”。

　　值得关注并为王宏斌所承认的事实是，在１０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南街村集团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做到位，整个集团缺乏科技含量和利润率都很高的大型项目。这，必然导致集团缺乏整体竞争优势，易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南街村目前只有３００多万元的经营利润，与其各项福利开销并不匹配。但，即使如此，南街村的福利开支也维持着一定稳定性。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南街村集团处于经营低谷期。知情人士透露，除了食品行业竞争激烈、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原因之外，还与南街村资金链紧张、银行严控贷款有关。

　　“南街村实行村民高福利，其实已产生了‘企业办社会’条件下的巨大负担。”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过去几年中，许多大型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推行了‘三项制度改革’，剥离本不属自身而应由社会来承担的一些职能，南街村没能随社会潮流相时而动。”

　　“变”与“不变”

　　在１９８６年前后重新走上集体经济道路，这是南街村及南街村集团“因地制宜”的产物，同样，２００４年该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其直接原因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不过，不管改与不改，在许多人看来，它所带来的改观并不明显，因为，“人还是那个人，事还是那些事”，企业的决策、管理、治理及其他内控制度等都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王宏斌今年５８岁，村民们说他是“不老的班长”，而他也自称“精神上永远不会退休”——这也就是说，由于拥有了一种“不变的情怀和理想”，南街村集团，“集体主义”的旗帜仍会高高飘扬。一些曾经去南街村考察的市场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冲这一点”，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干部就很令人敬佩，因为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是“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富有启发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街村集团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正在多个方面进行调整：在保证原有产业恢复活力的基础上，正在大力引进符合循环经济、节能经济、环保经济的大型项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了实现效益好转，集团下属子公司或以高薪，或以干股吸引技术、管理等高素质人才，在一些局部领域激活体制。

　　这一切，究竟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正如南街村集团曾悄无声息推行企业改制一样。但不管怎样，在历史潮流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有一些大门，它必须迈进去，那里面，有着太多的魅惑和激辩。

　　记者手记

　　集体企业或曰乡镇企业改制，历史上也曾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河南鑫旺集团董事长张春旺曾当众一哭，将企业头上戴了多年的“红帽子”一举摘掉，此举，被视为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典型。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临颍南街村、巩义竹林镇、新乡刘庄和小冀镇京华园等中原乡村，因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并取得显著成绩，故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几大标杆，为全国各地基层政府和民众所学习、所效仿。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标本乡村”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做法，曾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诸多思路启迪。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和乡镇企业产权私有化的推行，那些以旧有集体经济作为架构的“标本乡村”正出现不同的演化，有些在制度、模式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有些则因债务包袱的加重、发展模式的僵化而陷入困境。与之相对应，它们所属区域内农民享受的公共福利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就我省过去的乡镇企业而言，正因为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许多企业焕发出了活力，成功享受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要素，并与外部各项市场法则相对接：竹林镇以原竹林众生公司为主体，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与新乡刘庄相邻的龙泉村，２００２年组建了以村委会控股，全民参股的农业股份制企业，如今综合产值达５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近６０００元……同国有企业改制一样，近年来，河南广大城乡原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大多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体制变革。

　　这种变革，无论在宏观或微观上，并没有过多削弱农村经济的公共积累，反而，由于“恺撒的归恺撒，人民的归人民”，广大乡村正出现新的“福利经济”：一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后，通过捐赠、吸纳集体股权、增加村民就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泽被乡里，他们的举措和政府承担的土地免税、义务教育、合作医疗保险等一起，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保障。

　　当然，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多种方法和途径，一些企业因地制宜地部分或全部保留集体产权，只要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也未尝不可。不过，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一种产权不能人格化的体制究竟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持续多久？当道德的软性约束过多地取代产权的硬性约束时，经济的良性发展到底该如何保证？

　　南街村集团改制，其实给人们出了另外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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