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说自己成了周恩来的助手，每次“大办公”他都参加／作战的事紧张起来后，“小办公”也停止了／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送给他香烟的提议

    西柏坡时期的杨尚昆，一身肩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机关警卫司令数职，像个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总管，管的事情非常多。但领导中央办公厅将中共核心层有关各战场作战和地方工作的指令下达和敦促落实，是他的主要工作。

    杨尚昆在回顾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时说：“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代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

    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集中在西柏坡附近，周恩来总揽全局，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政军大事，都要由他组织落实。他为此要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主持召开联席会，一一处置各种事务。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大办公”。“大办公”通常从晚饭后就开始，一般总要开到深夜。

    “大办公”开始不久，周恩来就规定了两条：以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杨尚昆批发，叶子龙经办；日常文件处理的事务，交由政策研究室，以照顾任弼时的健康，减轻其工作量。

    每次“大办公”，杨尚昆都参加。他参加办公会有两层意义：一是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知晓、掌握所有这些议到的事更便利工作；二是其中有的事还需要通过他来办理。比如后来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要做什么准备，要哪些人来，那些在敌后的人怎么来，走什么路线，沿途如何护送等，还有会议如何进行，地点、时间、议程、会场服务、警卫等准备部署，都要反反复复研究，有些文件、电报还得杨尚昆亲自起草，交周恩来签批。因此，杨尚昆在当时确实是周恩来非常倚重的助手。

    “大办公”最初是每周一次。后来，周恩来感到“大办公”每周才一次，不便于及时处置事务；同时每次集中那么多人，不少人涉及本部门的事议办完了，还要坐在那里“陪会”，工作效率不高。他随之在一段时间里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直到１９４９年初，根据新的形势需要才又恢复了“大办公”。

    周恩来把问题进行了分类，除了作战问题外，处理日常工作以小会的方式每天开一次，与会者只有杨尚昆、杨立三、薛暮桥。会议仍然是晚上开，地点改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内。周恩来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杨尚昆等三人坐在另一边。这样的办公会议，人员比联席会议式的办公规模小多了，故而被称为“小办公”。

    “小办公”时，要处理的电报都摆在桌子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经过研究后，周恩来明确地定下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由杨立三先发表意见，然后由周恩来定夺。凡是能定下来的事，当场就起草电报稿，周恩来随即审看修改后马上就可以发出去。重要的电报，“小办公”之后还不能马上就发，而是要等毛泽东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经他认可后再发出。采取“小办公”的形式，工作效率很高，杨尚昆说这个办事过程甚至比解放后中南海时期还要快。

    随着更多战场的开辟、战线的拉长，围绕作战的事情更紧张起来，“小办公”也不能正常持续下去了。杨尚昆等三人也不必天天到周恩来那里去了，而是随时听周恩来招呼，叫谁去谁就去。

    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最大的两件事，就是打仗和统战，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中央军委于９月７日发布《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开始，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相继发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中共领袖们没日没夜地运筹帷幄、指挥部署，因为打倒蒋介石是中心任务。周恩来天天到军委的作战室去看电报，了解各个战场的情况。杨尚昆也每天必到作战室，了解监听收抄的敌方电报，随时向书记处报告。

    中央军委的这个作战室总共有五六个人。在杨尚昆印象里，作战部部长李涛的脑子特别好使，他对国民党军每个军、每个师，前身是什么，以后经过怎样的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清清楚楚，是个非常好的参谋。

    当时进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为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准备。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几个渠道陆续进入了解放区。

    这些民主人士被安排住在西柏坡附近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大村子里。当时，杨尚昆统领的中央办公厅有１０多辆吉普车，毛泽东不怎么用车，倒是周恩来和李克农调用比较频繁，忙于接待民主人士。此外，从华东、华北来的领导干部进出西柏坡，也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吉普车。由于总有汽车来来往往，附近老乡把住在西柏坡一带的中共中央机关称为“汽车队”。

    当１９４９年到来时，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３天政治局会议，讨论新一年的任务。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谈到了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和党及人民政权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把防止胜利冲昏头脑也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予以了论述。

    杨尚昆认真记下了毛泽东的这方面论述：“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作些比较。”

    毛泽东对党内同志的及时告诫，引起了杨尚昆的注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几次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感触。

    另外，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过去近３０年的奋斗，只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现在到了面对和指出新任务的时候了，大家要是能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在新旧交替的关口，要想到新的任务，要考虑在前，这对杨尚昆触动也很大。他所领导的党的中枢机构中央办公厅，就面临从战争时期的简约、应急，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完善化、规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

    杨尚昆在这些天里对此也多有考虑。例如他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２日与周恩来议事时，就谈到“胜利逼人，中央的事务日益增多，现状是人员既少，机构亦不充实，急需加强与调整。此事几经酝酿，尚未得具体结果，有待二中全会决定”。“办公制度还有缺点。书记处一有事，则许多东西压下来，无法办。在分工上还有考虑之必要，否则将来事情一多，就会停摆了。这值得考虑。”然而，此刻他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新任务，就是中共中央核心机关的第三次“大搬迁”。

    １９４９年新年伊始，中共领袖们就表露了要进入北平的意向。从１月下旬起，杨尚昆和中央社会部等有关部门及中央办公厅的其他负责人，就紧锣密鼓地忙碌起“大搬迁”的准备工作。１月底，叶剑英来电报，要杨尚昆到北平去，一起筹划“大搬迁”事宜。

    杨尚昆正思考着自己要不要去、何时去，周恩来却把他拦了下来。周恩来对他说：“你此刻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另外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务也要由你负责，让李克农他们先去北平吧。”

    周恩来说的“客人”，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受斯大林委派秘密前往西柏坡，带来了苏共对中国时局发展的看法及对中共政、军决策的一些建议。

    米高扬到西柏坡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他进行了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当时，杨尚昆并没有出席全部会谈，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客人”在西柏坡期间的接待和警卫。

    在西柏坡期间，杨尚昆除了领导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参与中央日常会务，负责中央中枢的文件办理、各方接待、生活供给等工作外，还参与了当时特别重要的统战工作。当一些重要人士来西柏坡见毛泽东时，都由杨尚昆亲自安排接待。

    比如，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曾到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就是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去迎接的。当时傅作义给毛泽东带来十条好烟，他和杨尚昆接触后，发现杨尚昆吸烟也很厉害，后悔自己事先不知情没有给杨尚昆也带些烟来。他遂起意从给毛泽东的烟里拿出两条送给杨尚昆，但杨尚昆当即婉言谢绝，要傅作义将烟如数送给毛泽东。(李欣 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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