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幺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齐，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胡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胡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的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或是失业在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式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的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它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待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待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待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待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幺，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待为什幺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待的："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幺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幺"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幺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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